吴趼人和“小说界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小说对读者有“熏”、“浸”、“刺”、“提”的作用，“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郑重的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     

老子的管理哲学之二：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曰：领导者的行事原则是做而不争夺。正因为不争夺所以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无法与之争夺。正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商场之高手，也为而不争。不争者之所以反而得胜，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人之本性，利人而无害于人，善得人之助，故能不争而胜。     

换届过后选才忙

“他干了一辈子经济，兜里没有过钱，到他走也没有所谓遗产问题。他没有一个存折，没有一分钱。”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做客人民网“先锋论坛”时这样评价他的父亲。     

《苟子》中“情”字的哲学意涵

荀子一方面继承了在他之前“情”字的各种义项，另一方面又将“情”视为“好恶喜怒哀乐”的抽象概括，更是把“情”视为“性之质”，“欲”之源，是“恶”性的集中表现。荀子以“欲”释情，实际上并非片面的否定情，他已经看到了“情之欲”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荀子性情思想的最大创新在于，把“情”与“伪”、“知”、“能”等知性方面的范畴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对心言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性情交接出纳的运动之中，来把握“情”的提升、改造。另一方面，荀子以以“礼”则情而近于“法”，这是脱离先秦儒家传统思想的轨范的，他并没有真正继承孔孟人学思想的传统，这为秦始皇在中国的暴政统治，乃至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制度奏响了理论的先声。     

领导者为人处世的四条原则

春秋时期的孔子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的“政者”是指执掌权力之人，即为政者，官也。这里的“正”，既有公正之意，也有正派之意；既有为官之正，也有为人之正。对于领导者而言，“正”是为官的第一准则，只有“正”，才能在生活上注重小节、廉洁自律、情趣健康，在工作上心胸坦荡、公道正派、率先垂范，从而赢得下属的拥护和支持，真正做一名心正、言正、行正和身正的领导者。     

他们曾是平凡中的一员

其实和你一样——他出身卑微，却身怀远大理想。多年前，他在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中扮演那个宋兵乙，为增添一点点戏份，他请求导演安排“梅超风”用两掌打死他，结果被告之“只能被一掌打死”。这个年轻时被称作“死跑龙套的”卑微小人物，第一次当着导演的面谈到演技时，在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哄堂大笑。但他依然不断思索、不断向导演“进谏”，直至2002年自己当上导演。那年，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析王阳明论为学工夫

王阳明之学以“心”为本体，工夫论也是他心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在不同的具体言说情境下，又有轻重缓急之别。他的为学之工夫也无不体现出这一点。为学工夫主要体现在本原与认识的渐进性，告诫我们为学不可急于求成；“知行合一”的为学工夫论是王阳明针对朱熹“知先行后”和“行重知轻”的命题提出来的。他主张为学中“知”和“行”相辅相成，合一并进，缺一不可。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具传统意味的一位学者型革命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带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特点。他提出的“劳动者为自身利益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实业之振兴，“用社会主义为党”；社会主义者必须研究他的理想怎样“应用于实境”；创造既不同于西欧文明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第三之文明”等社会主义思想和观点，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久远的历史意义。     

以社区为“家”的好书记

在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环保社区，居民们一提到胡绍移，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情。他2001年下岗后，通过竞选走上了社区治安主任岗位。由于工作认真负责，2003年被推举为社区书记，主任。几年来，他先后荣获“共产党员先锋”、“先进社区工作者”、“优秀民调员”等称号。     

领导干部要“把握住自己”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为之士都懂得“居高坚自持”这个把握自己的道理。     

潘基文：智慧来自《道德经》

“平静外交”各方接受，使潘基文又成功连任了联合国秘书长。宣誓就职时．他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一句名言：“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就是说，天道的安排总是有利于万物，而有德之人做事，也总是有所作为义不违背大势。这，正是他所追求的境界。     

唐代首位宗陶诗人王绩评略

长期以来，研究家在对唐代祖述陶渊明诗作之辈的评析中，忽略了一位极不应忽略的人物。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从祖王绩。从其创作的诗文看，王氏乃将陶渊明引为同调，并将其作为效法榜样。他不独明言“尝爱陶渊明”，更以“渊明对酒，非礼义能拘”自况，并亦步亦趋地仿效陶渊明的诸种之为。其诗作，情感之真挚，语言之质朴，与陶渊明“真率自然”之风显系一脉相承。他将陶诗的意境，生动表现于五绝的寥寥二十字之中，对田园诗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用五律反映田园生活，王绩更属唐代第一人。他以自己的创作，架起了从陶渊明到王维、孟浩然间的一座桥梁，今后在评述唐代山水田园诗时，对此应予以足够注意。     

儒者的智慧

叔孙通与陆贾都是汉朝创始之初以儒术成就显达的人，这在汉初以兵伐得天下、儒生沦为社会边缘人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两人相比较，叔孙通似乎更胜一筹，更能“知当世之要务”，且“进退与时变化”。这一点，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他“大直若诎，道同委蛇”。     

提高执政能力的思考——从善政若水谈起

党的执政能力，最终是体现在如何善于“有效治理国家”，即如何善政上。执政者要善行政、行善政，要有“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之奉献精神，还要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之执政智慧。     

超越自我 升华人生——记民盟盟员、临汾一中语文特级教师杨益民

“不做贤相，便为良师”。这是他择业与人生的价值观。　　在这种价值观的激励下，他在将近20个春秋的更替中，默默耕耘于三尺讲台，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奉献着自己的真诚，奉献着自己的热情。他的心里始终记挂的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学生，他的脚下延伸的是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征途——育人。　　也许人生的法则就是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烨，故而，尽管他信奉“沉默是金，平淡是真”，尽管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尽管他总乐于斗室伏案，用笔倾诉，用心旅行，尽管他“只管…     

“离任”那些事

有道是：“功过是非，盖棺论定”。其实，“定论”何须到“盖棺”？“离任”犹如一面镜。一个为官者的政绩如何、名声好坏，当他离任后，百姓看得最清，“论定”最真。正可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酷吏郅都

汉景帝七年（前150年），郅都迁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或视权臣脸色行事。皇亲国戚、功臣列侯犯法，郅都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宗室对他是又恨又慎，见他皆侧目而视，背后称他为“苍鹰”，喻指他执法异常凶猛。     

李登辉“两国论”评析

李登辉于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接受世界第三大广播公司“德国之声”专访，就两岸关系、港澳问题、台湾对外关系及未来发展等发表了轰动性的讲话。他认为“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从而彻底抛弃了他多年来“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中华民国在台湾”等的面纱，露出了他主张台独的真面目。这是台湾正式放弃“一国论”，抛出“两国论”的标志，值此千年交替，世纪转换，国际格局动荡变迁之际，它对两岸互动、亚太安全甚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必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一、“两国论”出笼的背景争取台湾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是李登辉最终的政…     

“唯唯”与“谔谔”

2月6日，习近平同志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茶话会上指出：对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了优化党内容得下尖锐批评的政治生态环境，务必彻底摒弃只钟情“唯唯”而厌恶“谔谔”的“偏食”陋习。唯唯者，察言观色，随顺而行；谔谔者，心无二笃，直言相谏。据《贞观政要》载，唐太宗在贞观四年准备修建洛阳乾元殿，张玄素为此上表，责备他不该大兴土木。唐太宗并不因为张玄素触犯了自己的尊严而处罚他，反而赞扬张玄素忠直，下令停止修建工程，并感慨至深道：“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真善正直禀性 文精书美德馨——记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潘立纲

如果说生活逼他吞下了一杯苦酒，但他却真诚地向社会奉献了一桌美味佳肴；如果说有人给了他不公，他却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之心，说声“没关系”，依然像蜜蜂一样劳碌不辍，回馈社会，几十年如一地义写着春联，积极地参加着公益活动……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大半个世纪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拥护党、热爱党……这就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潘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