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意识培育的影响

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有利于公民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培育,但也容易导致扭曲的权责意识、偏激的批判意识、虚化的法制意识和错位的参与意识.只有加强网络公共领域中的法制规范建设、开展网络公共领域的媒介素养教育等才能使公民意识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提升与强化:网络公共领域与中国当代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具有主体涵盖面广泛、内容极具批判性、媒介功能强大、公共舆论作用效果明显等特点。中国市民社会与网络公共领域存在双向互动、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公共领域在促使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培养民众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新场域三方面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生长和发展。而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也为网络公共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使网络公共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会最终把网络公共领域纳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领域的延展与公共决策

周晓丽在《行政论坛》2012年第6期撰文认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对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政策的监督、调整和执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由于网络参与的去责任化、非理性问题，同时又为公共决策带来诸多不利的因素和影响。为此，在实现现实与虚拟公共领域的融合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引导和法律规范，使网络空间在公共决策中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公共领域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公共领域是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从事政治活动、处理公共事务的场域,而公共领域中公民参与的实现必须要在一定制度环境中运行。公民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从法律上看,公民就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依据该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从政治上看,公民所拥有的法定权利集中表现为参与公共事务并担任公职的正当资格。公民是公共领域中的参与主体,而要实现公共领域中公民的有序参与,不仅需要公民具有公共精神,而且还要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化的通道。     

中国民主化进程: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问题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是有别于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的一个领域。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对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推动有诸多启迪意义。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公共领域非常有限,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成为构建公共领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     

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何以可能?

社会资本的良性再生产是成熟的网络公共领域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网络—(普遍的互惠)—规范—信任”等要素互构共生的过程,通过建构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和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可以看出,网络公关领域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一个网络关系资源极大丰富、规范和信任有待提升的非平面性再生产过程,并且有着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运作逻辑.从虚拟社区、紧密网络、网络规范、社会认同建设的角度可以实现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的良性再生产.     

新乡贤参与与乡村公共空间的调控式建构 ——以浙江"最美文化礼堂人"(2018—2021)为案例

近年政府规划建设的乡村文化礼堂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它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亦引发形成非政府预期的社会效应.新乡贤全面参与了文化礼堂建设,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调控型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从现实意义看,调控型公共空间发展虽然还不充分,但它是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一肩挑"的乡村正式治理体系下,它可能起到某些辅助作用.在理论意义上,这有助于淡化当代主流公共领域理论的悲观弱点.     

公共领域的突破与主流话语的悖逆——论1980年代后半期的文学公共领域与创作

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形成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相疏离的公众空间。随着公共领域的突破性发展,基于原有价值立场而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文学价值观的文化中心时代已渐趋终结,多向度和多元价值的文学生态格局逐渐成为普遍的现实,文学的存在及书写权力进入到了一种相对自由的价值搏弈时代。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公共支柱形式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由网络沟通所构成的社会交往框架的变化导致了虚拟社群的出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在技术的推进中逐渐萌芽、成长。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带来了主权、合法性、权威等与政府治理紧密相关的政治生活基本维度的嬗变，进而从如下方面引致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多中心协商机制的发展、官僚制行政原则的解构与民主制行政原则的应用、政府过程的虚拟化、网络极端主义治理机制的发展以及国际治理结构的变化。     

从公共领域的角度看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公共领域具有开放性、中介性、规则普遍性,以及公民参与等重要特征。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与普遍性要求非公共领域为制度的建构与施行提供充足的道德资源。罗尔斯试图通过公共性来解决多元文化的客观事实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但他在侧重研究公共领域与公共制度的同时,割裂了非公共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内在关联,忽略了公共领域的有限性以及制度建构与制度实施之间的道德桥梁。公共制度的开放性与普遍性特征要求非公共领域为制度的建构与施行提供充足的道德资源。这正是罗尔斯的理论需要补充之处。     

中国传媒公共领域探究——基于学界的争论

关于中国传媒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肯定说与否定说虽各执一词,但两者在方法论上有共同之处,即刻板地理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按图索骥寻找中国的传媒公共领域。本文认为,公共领域理论有其丰富的内涵,以公共领域理论为僵硬模型衡量传媒公共领域存在与否的思路是不可取的。从历史性、具体性和动态性角度理解公共领域,分析网络传媒作为新型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对处于成长发育中的中国网络传媒公共领域的成熟完善具有启发意义。     

论我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促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与西方不同,我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是以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公私域界限明晰化、公共权力运作规范化和社会舆情力量增强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生长特征.公共领域的茁壮生长固然可喜,但是,目前出现的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密化的倾向不得不令人担忧.     

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共领域中的妇女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本文试图对这些活动进行归类,分析其成员组成、动机和特点,力图展现当时各妇女活动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本文认为,妇女在大革命时期的公共领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妇女已形成一个具有权利自觉意识的统一整体.     

公共领域视角下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自觉培育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城镇化发展,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已成为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因基层政治监督乏力、农民自我组织性缺乏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而呈现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基层政治认同较低、权利义务意识渐增但公共意识欠缺以及法律意识强烈但主体意识薄弱等现象.故需从公共领域视角建构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自觉培育路径.     

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思考

公共领域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极大关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及转型的研究为我们探讨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蓝本。抛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国公共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思考。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历史、属性与价值

城市公共体育空间是市民参与各种类型体育活动的场所,是被"身体性话语"赋予内容和意义的公共空间.通过梳理国内外发展历史发现,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具有可达性、意象性、补偿性和互视性四个基本属性,其在参与我国现代社会秩序建构方面具有非凡的价值:首先,公正、友谊、竞争等思想观念在此空间重复推演,发展为中国民众精神世界共享的价值符号...     

论新媒体的公共领域构筑功能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本身就与媒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过程中曾阐述其与媒体的关系。在媒体发展的历程中,各个时期的不同媒体都为构筑公共领域提供过条件。新媒体作为新世纪以来最受关注和影响逐渐增大的媒体形式,在公共领域的构筑上,同样日渐显现出重要功能。新媒体的不同应用,以及新媒体终端的不同特征,都使受众参与形式和参与结果面临更多变化,个体间的交流和公众意见的形成面临更好条件。     

公共领域为本与公共价值先在——中西政治观念比较的一个新视角

中西政治观念都一贯追求公共性,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西方以公共领域为本,强调政治参与的普遍性与规则化,假定私利互动能够自动达成公共价值;中国坚持公共价值在先,强调将“全体民生之长久”作为政治生活先定的最高权威,以之决定具体制度。公共领域为本的政治观在理论和现实中与公共价值的达成出现明显断裂,理论界从公民理性和公民德性两个方向进行了补救,但有效性存疑。古代中国借“天”喻指公共价值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以君主专制式的集权政治承担公共价值的落实,并都有着内在困境。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对公共价值进行科学化阐释,以使命型政党的领导为落实公共价值的政治组织方式,实现了公共价值主导的政治传统的现代化升级。     

论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公共领域与创作

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根基决定了1 9 8 0年代初期的文学公共领域其实只具有公共领域的幻象,这时的公共领域仍是单一地表征国家公共权力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话语被纳入政治话语的权威系统之中,通过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转述,把一般的个体人生经历转化为社会化的宏大叙事。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