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富向民富的转型

中国将开始一次全方位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型。国富到民富的转型有助于充分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的强大。为了实现这一转型，就必须解放思想深化转型的思想力；提升企改形成转型的牵引力：调整分配增强转型的承载力：关注民生凝聚转型的向心力：政府转型提高转型的执行力．     

视点

“十二五”规划从追求国富转型到强调民富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说，“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富”，“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     

收入分配格局亟须调整

近期,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再成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民众收入、国富与民富等等，一时成为热词。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热点？本刊根据相关报道,梳理集纳为专题资料，供读者参考。     

“十二五”二次转型与改革路径:“民富”优先于“国富”

"十二五"是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转变的关键五年,新阶段的转型与改革,实质是以民富优先发展为导向、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要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     

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

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的政策转向,不是什么将"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有人说,过去我们长期实行的是"国富优先"而不是"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造成现在我国"国富民穷"或"国富民不富"的现象。     

从哲学维度看国家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

国家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一直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重要问题。在对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有“新权威主义”、“民主先导论”和“强国家——强社会”关系模式,都强调国家权威对社会的介入,但都忽视了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然而,承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才是正确认识二者关系的前提,只有保证二者的相对独立,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才能真正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欧债危机:社会民主主义新尴尬

社会民主主义热度:★★★★观点与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也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坚持自由、平等、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观念,更为强调社会的公平;主张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必要干预;主张基于普遍权利的社会福利制度;强调社会团结和合作等。     

2011年中国人的钱袋子能否鼓起来？

前不久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即：要将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居民收入的增加上,发展的重点要从＂国富＂向＂民富＂转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为什么政府一改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而把民生和收入分配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呢？从国内的因素看,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关键词：理念、收入、环境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以下简称“提中比重”），被视为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毫无疑问，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队伍，不仅是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需要，也是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保持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部分学者甚至将其提升到中国未来30年实现从国富到民富转型目标的新起点的高度。     

民富国强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只有拥有一个公正合理、人民认同的价值制度体系,"民富"才有可能实现,"国强"也才有坚实的、可持续性的基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民富民强必须依靠一系列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来实现,也只有实现民富民强,国富国强才有价值和制度保证。     

民富有所依，民富有所盼——民富需要法律制度的保证

首先，要历史地看民富和国富及社会公平问题。 三十多年前，民也不富，国也不富。当年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只有一个多亿美元，还不如现在一家稍富一点民企的外汇资产。而百姓是家家一个样，能够吃饱就是富裕人家。所以社会公平可以达到路不拾遗，因为没的可拾；夜不闭户，因为没的可偷。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实在无奈，     

漫谈古代富民观

<正>清初思想家唐甄说:"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去治愈远矣",为求天下大治,必须以养民作为施政目标。且只要做到使"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就能保证"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富民,并从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富民的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藏富于民民富是国富的前提,民富才能     

“小河有水大河满”——对话江平教授

陈夏红：201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全文公布。其中提及，要通过“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进而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这普遍被解读为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那么，您怎么理解“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关系？     

企业利益的理论分析

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存在,其唯一责任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责任,也就是强调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社会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但是,上个世纪初企业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一些问题,使人们在反思传统企业唯经济利益追求中存在的问题,主张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利益.     

谈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观

从学术上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将社会发展问题学科化，严格地讲，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发展观、社会发展观是不断发展的，因而，近年来实力论、工业论、经济论、增长论、增长极限论、环境论、综合论、可持续论和人本论等理论相继出现。这些发展观之间，既有前后相继的一面，也有相互交叉的一面．各有千秋，各有缺陷。形形色色的发展观不断地传入中国，我们不能听见风就是雨，不能片面地照搬国外某一种发展观。中国应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观。那么什么是中国应有的社会发展观呢？社会发展的三个原则一、持续观。这是近年来谈论比较多的…     

科学发展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经济学界,有主张效率优先的,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有主张公平优先的,如福利经济学家。虽然各家学说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各有偏颇。因为无论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只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有其合理性,如果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一味坚持强调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就只能走向形而上学。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对效率和公平问题的解决先后经历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转变。这个转变体现了我们党对效率和公平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科…     

民主建设顺序论辨析

民主建设顺序论主张先进行经济建设,然后再进行社会建设,最后在时机成熟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建设。民主建设顺序论不仅在理论逻辑上是断裂的,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与民主建设割裂开来,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加强社会建设的同时深入推进民主建设。     

虚静与迷狂;中西创作论的文化比较

本文认力,中西创作论中较有影响的“虚静”说与“迷狂”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相同的一面是,二者都主张创作状态的非理性、无意识,都主张诉诸非个体性的内心体验。这是由文艺的共同规律所决定的。相异的一面主要在于,虚静从根本上要求主体的超然、旁观,舍弃一切感性意念,不为情性所动,从而上升到与自然之道的契合;而迷狂则是一种激情的进发,指向更深一层的生命意义的体验。这映射出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不同的哲学体认,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不同的艺术追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形式解释论选择

形式解释论主张,在认定构成犯罪角度上,应该以一个国家内公民的通常观念为基础,使刑法条文成为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形式解释论在刑罚适用上表现出了谦抑的态度,能有效避免刑罚不恰当地发动或者扩大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对自由的尊重,对过分强调秩序的矫正,形式解释论因其更加克制,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     

分配正义的两种不同诠释--罗尔斯与诺齐克之对话

针对正义如何来分配,尽管罗尔斯和诺齐克都赞同正义首要性,但罗尔斯更为强调平等。他通过设定“原初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正义的两个原则来解除“无知之幕”,使得最少受惠者得到补偿,从而实现平等;诺齐克认为正义的首要问题不在平等,而在于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借助“持有正义原则”通过“最弱意义的国家”来反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尽管二者对如何分配正义分歧很大,但他们都是围绕经济领域中自由与平等孰更优先的问题展开。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观的矛盾虽只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矛盾,对于如何达到分配正义的解答也存在相当不足,但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他们的正义理论和社会正义原则对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非正义的问题均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