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法治湖北”之我见

“法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指以“依法治国”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也指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指通过法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西方学者认为,“法治”是指“法律的统治”,而依法治理属于法律应用、法制实践的范畴。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实际上兼具了“法治”和“依法治理”的含义。构建“法治湖北”就是全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法治的原则和方略管理全省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我认为,“法治湖北”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红色物业”嵌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治理效能——基于武汉市J街道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

村改居社区的过渡性与复杂性要求治理视角的实践性与适宜性，推动物业治理嵌入社区治理，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进而提升治理效能。既有稳定的“制度性视角”和发展的“市民化视角”指向的治理模式无法突破主体互动不足和权责分工不清的壁垒。引入实践的“嵌入式视角”，提出“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基于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一体化模式形塑基层党组织统筹的多元主体嵌入与资源共治的物业治理格局，发挥党建引领与组织再造的协商机制、动员治理与事务治理的规范机制和责权分配与资源整合的激励机制。红色物业真正提升村改居社区治理效能，突破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参与”困境、“悬浮化”困境、“市场失灵”困境和“整合”困境，对构建中国特色村改居社区治理理论提供重要的路径思考。     

乡村“混混”介入的基层治理生态

有利益的村庄就会有乡村“混混”的身影,乡村“混混”积极介入乡村治理事务,型塑着基层治理生态。在富有矿藏的资源型村庄,对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乡村“混混”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在城郊村庄,征地拆迁涉及各种重要利益,“混混”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对“钉子户”形成压力,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参与利益博弈。在一些传统农业型村庄,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落地,项目的争取、实施、推进过程,“混混”都可以参与其中,分享利益。“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政府处于超然位置,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基层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参与基层治理,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需要。基层治理生态的改善,需要从多方面着力。     

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路径创新研究

机关事务标准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现代管理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从历史背景、政策背景和现实背景来看,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的融合提升了机关事务的综合管理水平和分析决策水平,但仍然存在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两张皮”等困境。根据知识融合理论,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两化融合”有必要在融合模式、模型、技术、工具等方面进行创新,以促进两化的实质性融合,进而提升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     

“救火式”治理思维的现代化转型

近年来，“救火式”治理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常态化现象，在治理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治理的遗留问题不断滋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避免长期陷入“救火式”治理的必由之路，当前关键是要树立防治结合的治理思维、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理行为、形成科学理性的治理评估、构建官民合作的治理结构。     

建立“难点村”治理长效机制的思考

按照中纪委、中组部、民政部等12部委《关于开展全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民发[2009]20号）部署和安排，我国于2009年到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三年“难点村”治理工作。三年来，全国共排查出来的13007个“难点村”都得到了有效治理，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然而，从“难点村”治理工作实践经验看，“难点村”治理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探索建立“难点村”治理工作长效机制，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开展。     

抓好“微腐败”治理这项系统工程

基层“微腐败”问题相较于“大腐败”“巨腐败”,更容易发生却很难防治,如果放任不管或治理不力,就会产生“破窗效应”。当前,“微腐败”治理存在着认知困境、监督困境以及执行困境。在“微腐败”性质及其危害的认知上,出现了认知偏差;在“微腐败”的监督上,存在着监管漏洞;在“微腐败”治理的执行上,治理制度、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创新还存在不足。要深化对“微腐败”的认识,不断健全各项制度,抓好“微腐败”治理这项系统工程。     

“共享”式治理:新时代地方治理新路径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演化出诸多治理类型,其中“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它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国家治理一以贯之的主线。地方“共享”式治理的内在本质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为此,地方“共享”式治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党和政府为核心,通过市场、社会组织和人民大众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实现地方治理目标。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机关事务发展趋势

机关事务要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寻找发展动能,通过立法明确导向,引导机关事务向效能型、公共型、集约型、共享型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治国理政的一项系统性工程,指引着当前和今后发展路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当前机关事务工作有着不同于以往机关事务工作的要求,机关事务工作应在职能定位、服务保障、资源共享、效能建设方面实现创新发展。     

章程视域下公立高校法人治理

我国公立高校章程文本中还普遍存在学校创设性规定不多特色不明显,党委和校长职责分工有交叉议事规则不详尽,学术权力与民主管理权力、民主监督权力被虚化等问题,制约着高校治理体系改革与法人主体权力的发挥。因此,要加快国家层面的教育制度供给,着力推进《高等学校章程法》《高等学校法人法》的立法,探索公立高等学校监事会制度,有利于促进依法治教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     

论“法人治理结构”

针对我国不少国有企业改制不规范、“公司制”的制度优势发挥还不明显的现实 ,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 ,要突出抓好“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把“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到公司制度的核心地位 ,与公司制度的规范化程度相提并论 ,这在党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十分重大。一、法人治理结构的含义和地位作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又称公司体制结构 ,是公司制企业中不同职能组织机构间的制度安排 ,主要指公司中的股东大会（权力机构）、董事会（决策机构）、监事会（监督机构）、…     

互联网版权治理中的“自治”与“管制”协同

在互联网产业主导版权产业的格局下，我国互联网版权治理逐渐形成“行政管制”主导“行业自治”的治理模式。在互联网业态日趋复杂的新阶段，该模式因过度介入行业自治范式，持续引发争议。行政管制模式的治理边界，应局限于著作权法上公共利益范畴之内并克制其泛化解释的趋势，区分一般竞争行为与损害公共利益行为。同时，应限定行政介入的程度，理性区分“无需干预”的市场竞争与“需要治理”的市场乱象，尊重产业主体对许可模式的选择以及过滤机制适用的取舍，为其探索新型商业模式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     

从“嵌入式”转向“合作式”发展——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也应由"嵌入式"转向"合作式",这是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因为社会治理是以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和个人作为多元的管理主体共同对社会事务、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由此必然带来社会工作事业发展路径的转变。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     

强化参政党监督作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找准基层“公因数” 巧解治理“方程式”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近年来,铜山区按照徐州市委的统一部署,着力构建以基层党建为统领,法治、德治、自治协同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群众满意度逐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崭新风貌。2019年12月,全省加强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文明水平现场推进会在铜山召开,汉王镇和柳泉镇北村分别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示范村称号。党建统领,提升乡村治理“凝聚力”。坚持把基层党建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真正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工作优势。一是全领域建强组织体系。按照全面覆盖、全面加强、全面融合“三个全面”的要求,实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四强四促”工程,实施一批贴近实际、反映民生的“书记项目”。     

源头治理与“人头”治理

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切腐败行为都是人为的,笔者认为,源头治理的首要问题是搞好掌权者的“人头”治理。 选人——体现”三公” 一是公平竞争。用公平竞争的方式选贤任能;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人机制。二是公正评定。三是公开操作。 用人——以德为重 一是德行鉴别。当前对干部德行的鉴别上,可概括为,“看他怎么用权、怎么花钱,喜怒能否自制,贫困能否     

巩固“难点村”治理成果需要四不“离”

自2009年以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各级党委、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但“难点村”之所以成为“难点村”，既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地域原因，“难点村”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建立“难点村”治理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巩固“难点村”治理成果需要做到四不“离”。     

地方立法从“管理”走向“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与“管理”仅一字之差，不仅含义相差很大，更是治国理政理念的巨大提升，这一理念的确立，必然对立法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基层治理中机械式“按规定办”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一些基层治理中还存在着某种机械式“按规定办”的现象，“不会办”“不敢办”“不愿办”和“不担当不作为”是其表现形式，它的出现既受到决策主体的能力素质、思想作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更与基层治理政策供给、政府间事权划分等密切相关。机械式“按规定办”与当前崇尚担当作为的干事氛围背道而驰，会影响干部队伍作风，降低基层治理效能。为此，要全方位聚焦“人”“责”“制”，深入剖析问题根源，针对性系统施治，推动精准预防和纠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