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政治的社会化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改良运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思想启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一次重要的政治社会化运动。不同的社会组织、政治团体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宣传,从而拓展了这次运动的影响范围,促进了先进政治思想、理念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     

戊戌变法的文化缺失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一场新型的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世界上难度最大、时间最短的变法.由于它自身的文化缺失,没有实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也埋下了戊戌变法遽然夭折的深层文化原因.     

乡镇改革:乡镇制度的重建——基于基层政权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视角

政权建设逻辑和乡镇所处的独特场域决定了乡镇改革是以县、乡、村治理体制衔接为出发点,围绕增强乡镇政权的合法性与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重建。提高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需要扩展乡镇政权的民意基础,改变乡镇政权的单一行政授权来源,建立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于一体的利益格局,从体制上确保乡镇政权既能维护乡村社会利益又能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建立为农服务的服务型政权,最根本的是在对政府、社会与市场进行合理的职能分工和权力重组的基础上提高乡镇政权的行政调控能力。     

从改革主体看中日改革的差距——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缘由新探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两项变革一成一败,结果截然不同,除开地理、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外,两国变革主体及其力量差异也是变革成败的重要原因。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个结构——制度分析

民间组织具有政治合法性意指民间组织及其活动在"政治上正确",即在组织宗旨、活动意图及意义等方面,符合由国家的主导政治价值所确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规范的要求。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由于"大政府、小社会"格局尚存,具有"官民二重性"的中国民间组织处于依附性地位。国家基于社会控制的治理目标,在管理上采取了双重管理和分层登记管理的政策。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和现行的管理体制促使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普遍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合法性诉求。     

开放、整合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离不开开放与整合,开放有其内在限度,同时需要整合作为后盾,开放的限度等同于整合的能力。因此,开放与整合是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所需的最重要能力,政治的开放性与整合能力存在着内部的张力与一致性,政治开放的限度与政治整合的能力是成正比的,因而与政治合法性亦是成正比的。在开放与整合之间建构政治合法性,主要包括政治参与的开放与整合、意识形态的开放与整合、政党体制的开放与整合等三个方面的内涵。     

政治文明视野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变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在人类政治文明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理念经历了从天命论到人民主权的变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这一基础的体现。因此,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在根本上促进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     

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统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政治哲学意蕴论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认识和解读局限于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但还要看到这本书背后蕴涵的政治哲学道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一定意义上,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所反映的问题就是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强调了统合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对其中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解读有利于从政治哲学层面加深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论程序民主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既需要经验支持(民众认可),又应该满足正义原则,它是权力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在民主逐渐成为世界性潮流的今天,程序民主比较容易达到合法性在经验层面的要求,但仍难以保证与政治规范正义原则的完全协调一致。尽管如此,程序民主对从规范层面满足合法性要求仍有一定意义,在现实政治可能出现背离公认正义原则时,能够起到有效预警作用。     

从保守到激进——论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政治思想的转变

甲午战争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是受到这种思想震动者之一.谭嗣同留给后世印象最深的是其激烈的言论和舍生取义的牺牲壮举.但事实上谭嗣同并非一直是激进派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在甲午战争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从前期的保守倾向转变为后期激进的思想.     

从保守到激进——论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政治思想的转变

甲午战争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是受到这种思想震动者之一。谭嗣同留给后世印象最深的是其激烈的言论和舍生取义的牺牲壮举。但事实上谭嗣同并非一直是激进派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在甲午战争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从前期的保守倾向转变为后期激进的思想。     

农村税费改革与基层政权合法性问题分析

确保农民负担切实减轻和稳定基层政权既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成功的两条标准,也是强化国家在农村基层合法性的基础。本文在简要梳理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合法性未能强化的五点原因,并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简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文化环境建设

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拥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环境。但在当前国际国内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加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文化环境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的理论研究,建立科学、系统、完整的多党合作理论体系;加大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社会化力度,塑造人们良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不断发展完善多党合作的政治实践,促使人们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方式,整合不同的思想观念。     

戊戌变法110周年与翁同龢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在常熟举行

近日,常熟市政协与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联合组织的"纪念戊戌维新运动110周年暨翁同龢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常熟举行。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领导和省政协办公厅、研究室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常     

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与制度修辞

文化革命与制度修辞本文所讲的文化革命,是指中国近代以来长程革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如果把近代中国的革命三分为经济革命(器物革命)、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话,那么,其基本进程也是从经济、制度再到文化.洋务运动就是经济革命的肇始,戊戌变法则是政治(制度)革命(改革)的肇始,而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革命的肇始.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制度修辞,而不用法律修辞,是因为法律仅仅是制度(正式制度或大传统意义上的制度)的前提要件——尽管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除了法律之外,制度还需要理念、主体、行为、反馈等条件.所以,制度修辞更能够表达修辞对法治建设的意义.那么,文化革命和制度修辞之间是何种关系?     

政治合法性视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因为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以及显而易见的绩效合法性,能够在与国民党的抗争中取得胜利,进而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建设中实现社会的广泛动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不断升级。导致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某种缺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在工作重心上果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建立绩效合法性;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1982年宪法修订为标志,为中国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同绩效合法性相得益彰。可以说,邓小平直接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建设。     

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阐释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训导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政治文化:民主政府的制度环境与制度精神

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联性使我们认识到政治文化不仅为政治制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支持,而且为民主政府的治理目标提供空间与环境.因此,培育与民主政府目标相吻合的政治文化是极其重要的.民主政府的平等性、法制性、开放性与参与性都需要相应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持.政治文化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实践活动,取决于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网络文化汇聚效应与政府合法性

政府合法性事关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地位,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网络文化的汇聚效应使政府合法性面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消极信息大量增多、科学决策难度增大的严峻挑战。应对网络文化汇聚效应的挑战,应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对消极信息实行分类管理,提升政府机构的决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