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四年：汉译《几何原本》

<正>一明清之际,有许多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除了传教,他们还传播介绍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其中的重点是翻译和介绍数学方面的成就。耶稣会士安文思曾在1660年对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进行总结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除了上帝,传教事业赖以生存的只有数学。”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     

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原因及其特点综述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涌入,形成了中西文化大汇聚的历史潮流,使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纷然杂陈、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其中,进化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既深且巨。究其原因在于:适应了民族危机的心理需要;传统文化的奠基作用;儒家学者的选择传播。     

从《中国文献解题》看伟烈亚力对中西文献学交流的贡献

《中国文献解题》是1867年在上海出版的一部有关古代中国文献的西文目录学著作,作者为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作为目前所见西方世界第一部按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编撰的指南目录,该书对2000多部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分类解说,撰写了较为详细的提要,为西方学者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典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西方汉学史上,《中国文献解题》因其资料翔实、考据权威,成为19世纪以来西人研究中国典籍最实用的参考书之一,在近代中西文献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利玛窦中国札记》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员.虽然他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型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文化从物质、制度到价值、心理层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化建设与交流不无启发意义.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播科学的动机浅探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教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科学的传播,文章对他们这么做的动机进行了探究,一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态;二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盛行的迷信;三是为了推动中国文明进步;四是希望通过科学让中国人认识和接受基督教,去和和他们一样信仰上帝。     

早期教会学校与晚清西学东渐--以“马礼逊学堂”为个案

西学东来，非自鸦片战争始，以宗教传入为前导的援西入中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展开。明末以降，“沟通中国与欧洲大陆的除了战争因素以外，媒体主要是探险家和传教士，其中又以传教士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他们不仅仅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力量，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使者。     

试论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基督徒之学术交往--以马若瑟与刘凝为中心

刘凝是清初江西的儒学家,天主教徒,宋元之际著名学者刘壎之后裔,编撰了17世纪中文天主教书籍序跋集《天学集解》。马若瑟是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士,耶稣会“中国索隐派”的重要代表,传教士中的汉学大家。马若瑟在江西传教时,与刘凝结下深厚友谊。刘凝在小学考据方面的治学风格影响了马若瑟对中国语言与经典的研究。通过考证刘凝与马若瑟的学术交往,重点分析两人在基督信仰、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几个方面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揭示出身处文化夹缝之中的儒家基督徒与来华传教士,如何诠释中国的文本和思想,弥合中西文化之差异。     

论“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

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固有特性,表现为一种转变与增殖的过程。近代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转变和变迁的。因此,它的传播及传播方式有着特殊性。本文考察了近代文化传播的关系、方式以及对近代文化发展的影响。     

论当代中西方文化“正义”交流

文化交流发生于两个或多个具有文化源差异显著的关系之间。没有文化差异,就不会产生文化交流的势差,也就难以产生文化交流。但这种文化势差,不应该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不应该影响文化的"正义"交流。论文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性,认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呼唤着中西文化的"正义"交流,提出在正确认识自我、加强中国文化内在建设的基础上,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正义"交流。     

沉重的“十字架”

耶稣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是走向神圣之前最后的苦难,尖利的铁钉,洞穿的掌心,刺透的骨髁,颤抖的生命,都是为了一个新的复活.《圣经》把这个伟大的故事叙述得欲悲欲喜,欲死欲生.天子圣灵,无己的奉献与崇高的精神,便从这里普照世界.然而,当近代中国开始聆听到上帝福音时,透过蒙在灵魂拯救上重重的雾霭,更多地是看到了传教士们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破坏;有不少还充当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走卒,使中华民族深深地感到了十字架的沉重. 侵华马前卒传教士为殖民主义充当马前卒的活动,远在鸦片战争前的一个多世纪已经开始了.英国传教     

明清之际中国人的科学观--以徐光启为例

明清之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和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不相同的;当时中国思想家的科学观,未必都是西方文化刺激的结果.徐光启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远远超出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甚至可以和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里略、笛卡尔等大思想家相提并论.     

刍议中西文化差异在语言交流中的体现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西文化差异常常是通过语言上的差异表现出来,主要体现在称谓、问候语、习语、称赞、隐私及忌语、数字和颜色的表达方面.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学习和研究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语言交流中的各种体现,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同文化、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区别,使语言交流成为更好的工具,为开展经贸、文化、科技交流服务,尽量消除中西方文化交际中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解.     

韦伯新教伦理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独有的认识视角,理性分析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潜滋生长。新教伦理赋予经商逐利的伦理根源,为资本逐利本性提供了心理驱动和道德能量;入世禁欲精神及恪守天职的伦理生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进而成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     

清宫里的洋物趣味

<正>一第一位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北京的时候，正值明朝万历皇帝时期。虽然万历皇帝懒于朝政，深居简出，但他对利玛窦进献的自鸣钟和其他礼物却怀有极大兴趣。正是万历皇帝的这个兴趣，决定了利玛窦可以在京城合法居住，并开展传教和文化活动。由此，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大门正式开启。     

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中西交流是以地理知识的沟通揭启序幕的,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新知识,往往难以一时被中国古代士人所接纳.其中诸多细节,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中西关于"四海"的诠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四海"从传统的经史体系而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而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和著述中",四海"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而来,用来唤醒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反映了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     

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分析

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以及所做的贡献,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关于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的研究,学界所论不多。利玛窦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其生活状况、经济活动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秉持"量入为出""谨慎地消费每一个铜板"的原则,探索出适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支出原则。他"受俸不做官",开传教士供职朝廷之先河,体现了"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传教理念。     

罗文藻及其在"礼仪之争"中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17世纪中叶以降,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势中衰,罗马教廷试图借此机遇,从葡、西王权处收回"保教权",以重现往昔的辉煌.为此,罗马教廷设置了"宗座代牧"体制,并派出以法国外方传教会为主体的传教士前来中国,以扩张教廷的影响力.这派传教士坚持反对利玛窦一派的传教方针,"礼仪之争"的烽火重燃.在这场事件中,第一位中国籍的天主教主教罗文藻(1616-1691),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超时代的视野与魄力与"欧洲中心论"代表性人物罗马教廷的"神学权威"闫当(Carolus Maigrot,1652-1730)展开斗争,维护了教会的传教事业.同时,他坚持传教事业"本土化"策略,遵从中国礼仪,维护了中国礼仪.罗文藻在"礼仪之争"中的文化抗争,展现了部分中国人在明清之际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光辉形象,值得当下学人仔细研究.     

利玛窦墓园的前七年(1610-1616)

利玛窦墓园是象征明末清初文明互鉴盛事的地标性建筑.墓园建成初期的历史至今仍较模糊.利用《熊三拔日记》、传教士间的通信、年信等西文史料,结合中文档案,还原墓园中最初七年的历史,并通过这些活动阐示墓园在中国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清初中西科学交流的一个非宫廷视角--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的行迹与学术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在华四十年,其撰著数量和涉猎范围均为清代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翘楚,在科学史领域地位尤其重要,但其一生未在宫廷服务,未与中欧学术机构建立联系,并始终立足民间,奉行自下而上的传教策略。殷弘绪生平分为里昂时期(1683-1699年)、福建-江西时期(1700-1719年)、北京时期(1720-1741年)。其一生有关中国的西文著述分为服务宗教的传教学术和为法国工商业利益服务的世俗科学,前者包括与教会内外对手论战、对中国社会习俗和信仰的考察,后者包括对中国植物、手工业、医学知识的考察和介绍。在殷弘绪的在华生涯中,传教士身份始终压倒学者身份占据主导,学术有时服务于传教,但并非传教的手段。相反,其学术成就则主要在于利用传教士身份提供的条件,对中国本土知识进行记录和翻译。其利用的学术资源和关注的学术话题均有一定非宫廷色彩,这一典型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宫廷以外的传教士学术研究,从而不仅丰富了中西交流史的叙事,也为理解中国民间的知识流动状况提供更多旁证。     

探析洋务运动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其特点特殊,影响深远,它促使中国不断迈向了近代化的历程,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