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证据法上的民事证明标准──兼论我国民事证明标准之革新

一、引言在英美证据法上,证明标准一般称之为“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ｐｒｏｏｆ”,但有的学者也用“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ｐｒｏｏｆ”来表述。前者通常被译为“证明标准”,而后者则一般译作“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看,“标准”与“程度”、“要求”并非全然等值的术语,但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三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其意均指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笔者认为,证明标准、证明程度、证明要求三者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无伤大雅,但细究起来,其所包涵的意义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证明要求…     

对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比较法研究——兼论国际反腐合作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与《反冼钱法》,扩大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旨在预防和打击日益猖獗的洗钱活动,也为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反洗钱合作创造了条件,更为国际反腐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各个国家对洗钱犯罪特别是上游犯罪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性反腐的力度和程度。本文通过对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打击洗钱的立法和措施,进行分析,并探讨国际反腐过程中的司法实践问题。     

英美陪审制度的生命力及原因探析——兼论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在英美陪审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问题上,以往观点倾向于认定其正走向衰落。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值得商榷。本文指出通过对英美法系国家最新资料的考察与分析后,不难发现,陪审制度在死刑案件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陪审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诉讼文化深深扎根于社会系统中,难以剥离。在线陪审团的出现,更是揭开了陪审团未来崭新的蓝图。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略具挑战性的结论,即英美陪审制度没有衰落,价值犹存。研究英美陪审制度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 20 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 90 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 21 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     

论英美刑法中胁迫的理论基础——兼论对我国胁从犯规定的借鉴意义

胁迫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具体是指行为人在受到他人死亡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胁迫作为一种公认的普通法辩护事由,有其科学合理之处。分析了英美刑法中胁迫的成立条件及其存在的理论根基,并分析了其对我国刑法中胁从犯规定的借鉴意义。     

论评价的心理机制——兼论情感和认知的内在关系

王智认为,人有两种不同的心理评价手段,一是情感的评价,一是认识的或理智的评价。两者皆可以独立地发挥评价的作用,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各有所长,可以在解决评价问题时互相补充。作者对王智的理论主张从理论依据上以及现实生活评价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上加以分析评价,认为评价活动从其发展之初,就是由情感与认识活动的协同活动来实现的,根本不存在人生之初时的单独情感评价的阶段。以后评价活动的发展,也会在两方的协同作用下得以实现。在此分析探讨的基础上,作者得出了评价活动永远是情感与认知协同作用下实现的结论,否定了把情感与理智当做两种独立评价手段的主张。此外,还进一步提出了情感和认知关系的观点,认为二者之间任何一方的活动和作用都不可能离开对方的影响的结论。     

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兼论现代性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目前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冲突。泸州"二奶"遗赠案反映了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冲突;"刘涌案"反映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死刑存废之争"反映了法律理想图景与现实正义观念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法律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预设,把人视为独立自由的平等个体,把错综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剪裁成单一片面的法律关系,要求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权力,甚至主张以"人道"规范一切;但是,社会中的人却不是独立自由的,而是受到多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国家职能和社会规范都是多元的;民意具有现实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现代性法律与中国民意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体制的冲撞。现代性法律只能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满足中国的部分需求。     

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私法渊源——兼论一般国际惯例不是国际私法的渊源

本文以比较法的视角探讨了国际私法的国内渊源和国际渊源。国内渊源包括国内制定法、国内判例法和国内习惯法,国际渊源主要是双边和多边的国际条约。关于国际习惯是否是国际私法的渊源,本文在对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加以辨析后指出：只有国际习惯法规则才具有法律约束力,才有可能成为法的渊源;一般国际惯例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绝不可能成为法的渊源,遑论国际私法的渊源。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商业银行授信的法律规制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的局限性及完善

授信是世界各国或地区银行法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境外银行法有关授信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对单一主体的授信限制、对大额贷款的授信限制、对关联人等的授信限制、对特殊担保、特定行业或交易的授信限制、明确禁止的贷款业务和对监管机构在授信限制方面的一般性授权等六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虽然对银行的授信问题高度关注,也设置了较多的条款予以规范,但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因此,有必要从删除有关贷款业务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本原则以及有关办理贷款业务的内部管理规则和外部关系的规定等九个方面予以完善之。     

英美债法的第三支柱:返还请求权法探析

自20世纪后期以来,英美法理论经历了深刻的演变与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动向之一,便是其债法体系的重新构建。依传统英美法理论,债可区别为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但随着返还请求权(restitution)由单纯的救济方式发展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1〕英美债法体系随之发生结构性变更。〔2     

《元照英美法词典》求正

《元照英美法词典》〔1〕是法律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新书。该词典以“自19世纪以来的英美法词典、百科全书、判例集、法律汇编、各部门法学专著等作为基础资源,并旁及加、澳、新等国法律辞书及其法律与法学专著,综合编纂。”〔2〕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编译者的权威性     

两大法系国家紧急权力体制之演进

在解决民主宪政国家在遭受严重的危机时,是否存在某种体制,使它强大到足以维护国家之生存,同时又强大到不至于危及宪政国家的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世界主要宪政国家的紧急权力体制经历了以戒严之制和围困状态之制为主体的古典法制时期到以授权法制为主体的新兴法制时期的演变.     

论英美财产法中的产权概念及其制度功能

相对于大陆法系财产法以所有权为起点展开的逻辑演绎,英美财产法中存在着一个特有的核心概念——产权(title),其上负载有相对性的特征,由此展开了个案主义的情境思维办法——在具体案情背景下比较各方权利或利益的具体内容,然后断其高下,对其中相对较优的产权给予保护。产权的这种相对性特征来自于英美财产法形成历史上所有权向占有的拟制。对于当代比较法学,这种研究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制度功能,还有更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信息产品责任研究

信息产品存在缺陷导致损害,其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类似于有体物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尽管信息产品具备大规模生产、大批量流通等导致严格责任的属性,但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对无限责任的担忧使得信息产品的严格责任目前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成立。事实性、应用型信息的作者应就产品存在的缺陷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过错责任,出版者、发行者应就产品存在的缺陷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     

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论析

反倾销法由来已久 ,各国立法者指出其目的是反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但是 ,我们经过逐步分析可看到 ,反倾销法的最初和真实目的并非如此。而且 ,从反倾销法的具体规定看 ,具有倾销认定的非客观性和忽视消费者利益等局限性。因此 ,反倾销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保护贸易的手段。反倾销法需要加以改造 ,同时 ,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的更有效的手段是经济发展而非多多立法。     

Locating Humour in Indian Buddhist Monastic Law Code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t has been claimed that Indian Buddhism, as opposed to East Asian Chan/Zen traditions, was somehow against humour. In this paper I contend that humour is discernible in canonical Indian Buddhist texts, particularly in Indian Buddhist monastic law codes (Vinaya). I will attempt to establish that what we find in these texts sometimes is not only humourous but that it is intentionally so. I approach this topic by compar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me narratives preserved in Indian Buddhist monastic law codes. This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V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Atlanta, Georgia, USA, June 23-29, 2008. I wish to acknowledge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Arts Research Board, McMaster University.     

立法权的内在限制——一种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

立法权的限制是宪政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权力形态的立法权 ,其出现及其发展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因而 ,对“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就应当作历史的考察 ,在厘清“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蕴含的深厚意义的前提下 ,才能探讨“如何限制立法权”这个进一步的论题。从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探讨立法权的限制 ,有利于厘清立法权限制的另一个维度 ,即内在限制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立法权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结合。     

法院地法扩大适用探因——中、美两国比较研究

扩大适用法院地法的现象在当代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判决中屡见不鲜,这既有悖于现代国际私法平等对待内、外国法的精神,亦会造成挑选法院、破坏判决一致性等多重后果。现实问题严峻,却至今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中、美两国法院不当适用本地法的情况均相当严重,肇端却因两国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异。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探知,看似有差异的成因实则源自同一价值观念,即自他、我两分的私,而私观念又深深根植于现代法治权利本位的基设。故此,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法治框架下,试图遏制因私而引发的法院地法扩大适用,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内中的矛盾性正可解释有效应对机制付之阙如的现实。这也提示我们跳出固定思路,寻求超越法治的解决方案。     

新政后美国行政法发展的重心流变——《行政法的几个核心问题》评介

行政法变化的范围可以通过考证不同历史时期行政法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来印证。新政时期随着行政权的膨胀,美国行政法的核心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和司法审查的范围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行政调查权与福利国家下的政府给付问题成为新的焦点。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70年代后,追求更有效率的行政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成本效益分析的运用与谢弗林原则的确立正是对此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