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算审批制度的完善——兼论我国《预算法》的修改

预算审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受立法技术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尤其是《预算法》对于预算审批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人大预算监督权难以有效行使。笔者建议以预算法修改为契机,汲取发达国家预算审批制度精髓,从审批主体、审批对象、审批权能、审批程序等多方面对我国预算审批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和立法完善,以期推动我国的财政法治进程。     

参与式预算的模式:云南盐津案例

参与式预算近三十年来在国内外很多地区得以实验。从流程设置、治理绩效等方面对之的研究已经很多。论文从公民权力的视角来定义参与,通过对云南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的实践观察,从改革层次、预算层级、预算范畴、参与结构、民主流程、代表产生、预算决策、过程控制、公民直接参与、参与流程等方面,对公民权力进行了分析,并与巴西模式和国内其他做法相比较,分析了盐津模式中公民权力的实现程度。论文认为盐津模式在国内相关创新中,体现了比较大的公民权力空间,但相比巴西模式其实现程度仍然较低。文章最后对盐津参与式预算模式的改进提出了建议。     

从参与式预算看预算民主——以新河镇为例

浙江新河镇的参与式预算,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基层公共预算改革。它是应对预算民主中存在问题的症结而开展的机制创新。它将民主恳谈与人大制度有机结合,通过创设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提高民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政府、公民和人大的三方互动来审查监督政府的财政预算。新河镇的参与式预算是预算民主改革的典范,它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预算民主改革与发展有深远启示。     

法治背景下的预算权重构及规范化运行

一、「法治型」预算槽的权力解读 新《预算法》第一条开宗明义,确立了规范和监管政府收支行为的「法治型」预算法。《预算法》以法定权力「预算权」为核心,规范监督预算权运行,进而实现预算职能。     

我国应急预算法制化研究

当国家遭遇各级各类突发事件之时,需要坚实的公共财政保障,而这又有赖于完备的应急预算,因此,应急预算法制是政府应对危机的基本法制要件。比较美国和日本,我国当前应急预算法制粗疏模糊,在《预算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急需针对应急预备费的提留管理、应对突发事件之特别预算的创设构造、中央与地方应急预算的分配编制等关键性问题尽早进行立法安排,从而为我国政府今后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可行可靠的应急预算法制化供给。     

从国家预算的特质论我国《预算法》的修订目的和原则

预算法的修订已列入国家“十五”立法规划。如何修订该法俾其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首先就要求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国家预算及其特质应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确定我国修订预算法的目的和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修法实践。本文认为,国家预算作为公共预算,具有预算主体多元性、预算决策受托性等四大特征及技术性、政策性两大性质;其从法律上言是一种法定的混合信托,人民(纳税人)公共需要的最大化实现是国家预算的最高利益,保障公共需要的充分实现应为修订预算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从现实国情看,我国预算法的修订应遵循“中改”、整体刚性与适度弹性结合、高度重视预算过程的制度设计等五大原则。     

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及其构建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新《预算法》)。此次预算法的修订亮点良多,在强化预算约束、推进预算公开、完善预算问责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其中,为了提高预算的科学性与前瞻性、适应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新《预算法》第12条第2款明确规定"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为今后的     

宪政、经济国家与《预算法》的修改理念——以预算权分配为中心

预算权的分配及我国《预算法》的修改理念不应局限于传统的限权式宪政,而应诉诸政府预算面临的实践情境和现实约束。在政府成为内生因素、嵌入并主导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国家时代,预算权分配及《预算法》的修改理念应定位于分权与问责两大要义。无论横向或纵向的预算分权,其目的均在于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与角色,为其分工协作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奠定基础。预算分权机制的有效实现,则依赖高度契合政府预算之内在机理以实现嵌入式控制的综合性调整机制,其核心在于融角色定位、说明回应和违法追究于一体的问责制。     

预算法的再定位与中国《预算法》的修改

中国《预算法》的修改首先应准确定位预算和预算法的属性，并从法律体系整体协调的角度，设计自己的制度内容和体系。预算法是实现预算法律性之法，其价值功能是实现预算的法律性，从而实现预算的理性治理、民主统制。由此，预算法应是预算程序法、预算技术法、预算管理基本法，预算法应具有可实施性。     

预算公开的重要意义

预算公开是指年度财政收支计划的编制、审批、执行的过程都应当以适当方式向公众公开。预算公开在保障纳税人权利、建立责任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建构财政法治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许多国家都由宪法对预算公开进行了直接的规范,反映了预算公开这一事项的重要程度。我国在探求预算公开的进路上,应立足于现有的实际情况,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之上,完善《预算法》对预算公开的细节规定。不断地健全法治、转变政府理念、公开预算公开的审议程序。     

公众参与预算制度研究

公众参与预算制度是公共预算与民主政治互动的立法回应。我国现行《预算法》没有规定此项制度。本文从理论与制度层面分析了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公众参与预算的政治功能以及国外相关制度的推行。针对我国预算体制存在的参与障碍,作者分析了公众参与的有利环境与条件,特别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典型案例的思路突破,并建议《预算法》修改时确立民主预算理念,增加预算征询、听证、绩效评价、教育等公众参与制度。     

我国预算法修订的规范分析

追求和实现预算民主是我国预算法修订的目标之一。预算法律关系是公共预算关系的抽象和拟制,是立法者运用立法技术制定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指引,在预算立法与实践之间起着承启的作用。修订预算法应加强预算法律主体的开放性和制衡性,规范和完善不同的预算法律行为及其法权配置,并使预算法律责任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预算法律文本中蕴含的各类法律关系进行规范分析,旨在通过对预算法律所预设的逻辑秩序进行阐释和解析,进而说明和论证预算法律规范设定的主体、行为和责任等逻辑秩序与预算实践秩序间的关系。     

公民参与预算：理念、原则与制度——以浙江温岭“新河实验”为分析样本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公民要求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诉求日益强烈。作为财政民主的重要组成与运行规则,公共预算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为推动公民参与预算,我国浙江温岭的新河镇将民主恳谈机制与人大预算审议相结合,成为探索预算民主化路径的改革样本。考察新河镇的公民参与预算实验可以发现,人民主权是公民参与预算的核心理念,基层人大是制度载体,信息公开是前提条件,商谈辩论是有效机制。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完善公民参与预算制度,应扩大参与主体,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健全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公民参与预算权的实现。     

预算法律责任探析

本文从预算行为的可归责性和预算责任的法定性两个维度分析了预算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提出了预算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并着重对预算违法行为的内涵和种类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宪政责任、经济责任以及预算法中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形式。最后,对预算法律责任的实现机制进行了研究,其中对预算监督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对预算法律责任追究主体的确定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并对将司法程序引入预算法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     

绩效预算法律问题研究

实行绩效预算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推行政府预算改革的新趋向,也是我国解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低下问题的制度选择。绩效预算以结果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关键,以分权为激励,以监督和责任为约束,与投入导向型的传统预算制度明显不同。借鉴西方国家绩效预算制度实践的有益经验,我国深入推进绩效预算制度改革依然面临路径依赖、自身局限和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约束。为此,我国应以《预算法》修改为契机,适时嵌入绩效预算制度,通过预算权在政府、权力机关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优化配置,以绩效评价为核心的专门性制度建设和相关制度的及时跟进,为持续推进绩效预算改革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On-line Citizenship: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New Labour's Britain and Beyond

This article looks critically at how the Labour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using technology to connect with citizens. Although the UK Online and Citizen's Portal initiative may improve the level of service in trans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it is argued that such an approach misses ou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using technology to re-invigorate democracy by creating a new public space where 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 can enhance a wider project of democratic renewal. After reviewing briefly the background of government using technology, the article examines idea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endorses a normative ideal of democracy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ithin a model of democratic process where citizens must engage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government in a genuinely neutral public space.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to enhance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is reviewed and a model of 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 for computer support is outlined. This is followed by an overview of the range of computer support tools that are available to develop such a model.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宪政范式下的预算权结构研究——以代议机关预算权为核心

作为权力的背后资源,财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权力的效能,财政资源因此成为权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对财力资源进行分配的预算制度也因此成为各项权力斗争的关键阵地和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特征都必然要得到预算权结构的支持和反应。因此预算制度、预算权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宪政意义,也非常有必要以宪政范式来进行研究和构建。从宪政民主和分权的范式出发,应紧密以代议机关的预算权为核心来构建预算权结构。代议机关的预算权应贯彻到预算活动的全过程中,并获得法律、制度以及组织的切实保障。     

论我国审计法目的条款之完善——兼及审计法立法宗旨的拓展性分析

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审计制度的功能已经超出了单纯“查账”、“鉴证”等技术工具的角色，实质是通过专业性权力监督机制实现公民知情权、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良性运行之间的有效互动，其宏观政治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廉政建设”的语境，而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我国审计法应当反映我国审计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变迁，充分表达审计制度的价值功能和社会作用。应当站在宪政的高度审视审计制度内涵的新变化，科学地设置审计法的目的条款，表达审计法的立法宗旨，以保障审计法体系的和谐，推动我国法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