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区竞争到区域协作——区域治理研究述评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区域治理理论从国际政治、区域经济和行政管理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双重趋势下,区域治理的实践也迅速发展,表现各异。在国外跨行政区域治理层面有日本的广域行政、英国跨域治理改革、美国的特别区制度;在治理框架层面有OECD的"功能区域"治理和欧盟治理框架。中国的区域治理重点和难点是如何加强府际协调,形成府际合作。     

我国城市治理新思路──多中心治理

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市治理的水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城市要发展得又快又好,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方式,但是在城市公共事务日益繁杂的今天,现有的由政府独自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单中心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治理的需求,因而有必要引入多中心治理来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水平,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城市网格化治理的困境与优化

城市网格化治理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网络通信技术,以行政区域划分网格,将技术融入基层治理,整合了城市基层治理资源,改善了城市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提高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同时也存在着价值治理缺位、社区悬浮化加强、网格化治理制度措施不配套以及网格员队伍建设滞后等实践困境。消除这些问题有赖于在网格化治理中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价值治理、加强网格化治理制度立法、明确网格化治理的服务定位以及破除技术理性主义、加强人文关怀等优化路径,从而使网格化治理实现治理精细化。     

当前我国城市病问题及其治理

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在全面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负面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是保证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本文从城市病与城市化的关系出发,分析城市病产生的原因、规律和治理思路与对策,以期为解决我国城市病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当前我国城市病问题及其治理

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在全面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负面问题,统称之为城市病。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是保证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城市病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普遍现象,主要表现在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等方面。要在把握其原因的基础上,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治理。     

认证化: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信息基础与实现路径

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自此我国正式迈入城市中国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各种治理问题层出不穷,问题本身愈加复杂,而城市治理能力却未能及时跟上,粗放的治理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城市精细化治理成为适应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新的治理范式,建立城市认证体系是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基础。"认证化"城市收集的全面、规范、精细的城市治理信息,是政策制定精细化以及执行精细化的信息基础,城市的"认证化"也成为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工作,"认证化"城市建设只是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基础,其实现仍需要城市治理体系的整体协调以及对城市治理信息的高效利用。     

论区域城镇体系发展中的城市政府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区域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日益加强,城市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我国区域经济重组和城镇体系发展的新趋势,城市治理模式应向多元政府与其他组织构成的管治联盟转变,形成新的公共治理模式。城市政府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战略规划与协调、制定市场规制与监督、城市理财与经营以及合理提供城市服务等方面。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犹如社会的细胞,所以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微观基础,而社区治理是实现社区和谐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综述,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社区,如何合理选择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以期使和谐社区成为和谐社会的基石.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通常是彼此割裂的.西柏坡会议确定城市发展的优先性,基于政治优先、资源集聚等优势,城市不但形成了完善的治理机制,也形成了区域性的治理高地.20世纪80年代市领导县体制实施以后,城市治理开始进入市域治理时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城市治理在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积极推进,完成了市域治理向区域治理的创新扩散.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完善,作为城市治理到区域治理中间环节的市域治理成为消除城乡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核心环节;同时,城市治理机制的区域扩散表明,城市、市域、区域治理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以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和区域治理现代化,从而实现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区域治理的目标一致.     

参与式治理:后城市化时代的城市治理转型研究

城市化进程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深刻影响着人类发展,而与之相伴生的城市治理地位也显得愈发重要。随着城市化即将进入后城市化时代,我国传统的行政主导式的城市治理愈发不能满足新趋势的需要,这使得城市治理的路径创新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文章立足于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参与式治理理论,并借鉴国外城市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我国的城市治理转型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公民社会、公民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深圳社工与义工联动治理模式理论与实践分析

伴随着我国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探求新形势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城市治理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更需要积极探求适合深圳社会发展的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深圳市社工义工联动治理模式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问题与治理对策

人口是超大城市划分的依据,人口问题是影响超大城市发展的重点问题,作为2017年新晋超大城市,成都市的人口现状、人口问题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人口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成都工作的重要指示,成都市需要探索"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需要依据自身人口特点、提升人口治理水平。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治理,应当整合国内外超大城市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分析成都市人口治理难点重点,从人口数量的科学规划、人口质量的持续提升、人口结构的合理调节以及区域人口的均衡分布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公共治理转型的全球分析

中国正在发生从旧到新的治理转型,治理转型实际上是一场全球性变革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为中国探索和建立更为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实现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转型提供了某些启示.     

悖论性、议题张力与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创新谱系

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具可视性、可触及性以及复杂性的组成部分,是城市中"相连的接缝地带",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好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品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本质上乃是对其悖论属性和议题张力的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悖论属性和"元问题"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必须综合运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以及"以使用者为中心"三种治理模式和相应的治理工具。总体上讲,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乃是重视从空间与治理关系视角积极探索的产物。具体而言,二者存在三种关系,即"作为行为塑造因素的空间""作为中介或作用点的空间"以及"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