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化问题成因与治理

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化问题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分为向上求权索利、对下侵权占利和同级争权夺利三种形式。因其深刻的代表性和现实影响,建议在一定生产力状况下,把治理政府部门利益化问题的重点放在部门对下侵权占利的方面,从行政管理体制、监督机制、财政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等多方面综合入手。     

论行政体制与地方治理

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体制作为我国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对学界关于行政体制研究成果的梳理,从纵向和一级政府结构两个不同的层面,对行政体制作了较全面的阐释和解析,揭示行政体制对于地方治理的影响,并结合对当下我国行政体制状况的分析,提出完善行政体制、实现地方有效治理的改革设想。     

区域公共问题与中国地方政府间协合治理

区域公共问题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以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新思维取代各自为政的旧观念,打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而引发的"碎片化治理"现象,建立以区域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取向的协合治理体系。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已经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协合治理提倡通过引入一系列理念、机制和制度安排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在区域公共问题上出现一种"治理互赖"结构,从而促进各地方政府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协同与合作的过程。     

发展与治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与难题

本文认为,对于当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来说,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需要有效应对三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建立与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相契合的监管体制;二是建立与日益增强的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制;三是建立与日臻完善的法治规约相融合的政府责任体制。     

信访与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利益,因此关注地方政府治理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话题。本文以信访为研究视角,提出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的治理能力不足、合法性危机和治理成本高三个问题,并依据有关政治学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归因。     

地方立法中的利益协调问题研究

能否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是立法能否顺利进行、立法后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     

从利益的视角看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与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系列的法制构建对公民资格的确认,及市场化改革对公民利益观念的推动,我国公民利益得以兴起。同时,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使公民利益逐渐延伸,公民关注的问题更加广泛,诉求也更加多样。与利益的生长与延伸相适应,公民参与也在兴起和扩展,并伴随着公民参与意识、参与主体、参与技术及参与策略等方面的提升。面对这种新型参与,在制度供给不足、地方政府官员还不适应参与要求的状态下,地方治理陷入困境。要摆脱地方治理困境,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坚持利益的观点,尊重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将公民参与纳入地方治理环节。     

地方立法中的质量问题、成因与对策

加强立法工作重在提高质量。当前地方立法中存在着“两个不适应”和“两个不规范”的问题。其成因主要是“部门立法”、“少数人写法”、“立法为官”、“一立了之”等倾向所造成。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对策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端正地方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建立地方性法规动态评估机制;切实加强地方立法工作队伍建设。     

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与中国地方政府善治

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重构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对地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已经成为影响地方政府善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群体的重要特点、利益群体对地方政府善治的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措施。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行政障碍与地方政府治理

国家批准重庆、成都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十七大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统筹城乡发展中存在的行政障碍,从政府职能与公共需求的视角,明确界定地方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责任,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行政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治理作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渠道,近年来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一项热门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行政治理存在诸多弊端,而地方政府如何走出困境,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机制仍然是一个处于探索中的问题。理论范式及其实践模式多关注于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等外在关联性问题,而以内部联动性为基点的研究鲜有涉猎。为此,从这一基点出发对于地方政府在利益调配、府际竞合和行政职权这三个方面所存在的困境,以内在根源——主体关系——运作权限为逻辑线索,追溯其困境产生的根源,探究其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成因分析与风险治理

我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举债,但当前各地政府通过积极筹集资金．着力改善民生,优化结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当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应当讲。没有地方政府大规模的举债建设,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审计学和经济学研究理论,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规范研究等方法。全面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状和效应,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成因进行了探讨,在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借鉴国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角度提出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对策。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成因与对策

文章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历程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的发展变化,探讨了地方负债的融资行为风险对财政、金融、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最后提出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地方政府举债债券化,应采用总体部署、阶段实施的解决方案,最终使地方政府债务走向透明化、法制化、市场化、规范化的道路。     

地方政府创新:困境与抉择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在"创新"与"守成"之间面临着极大的抉择如果单纯的复制和学习,可能是替别人宣传"政绩"而对自己不利,这造成了许多有效的制度无法在同一区域内顺利复制以地方发展为主的模式形成了中国三十年的发展路径地方政府创新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效果?我们并不能排除有很多地方政府创新出于单纯的政绩目的,但要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做一个完全客观的评价和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排污治理中的政府与企业

当今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在不断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性,工业污染这一环境破坏的源头因素已日益突出,并形成当前重要的公共难题,工业污染源头治理的跨部门协调措施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跨部门协调重点应在有效处理政府与排污企业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有多种思路值得探讨,其中,通过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而形成的激励性环境监管将可望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群体性事件与地方政府的信息治理分析

信息资源与群体行动存在密切的关系,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条件.对于群体性事件中的各种信息资源,地方政府常常试图进行压制,并缺乏足够的反应能力,由此,常常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对此,地方政府应该寻求治理思维的变革,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治理模式.     

德国地方政府治理及其改革与创新

本文在简单介绍德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和分析近年来德国地方政府改革和创新,包括行政区划改革、治理结构变革、新公共管理、直接民主以及电子政府建设,并在治理结构和地方政府改革创新两个方面对德国和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     

关于防范和化解辽宁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地区适度的政府债务,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最近几年,随着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经济建设职责不断加重,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政府通过举债建设,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急剧累积和迅猛增长,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已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对辽宁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及成因进行调查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地方债务本质的认识,对帮助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内卷化与创新科层化——职能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标的物,并被科层体制所吸纳。基于苏中JY区的调研发现,将创新目标纳入绩效考核,采取程式化的方式推进创新实践,强制扩散推广创新经验,即创新科层化,成为当地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机制,并引发了创新泛化、形式化和悬浮等问题。以竞争强度—竞争空间为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和标的物的特点,可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竞争强度与竞争空间不适配,导致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竞争内卷化,是创新科层化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重新认识地方政府竞争在社会治理（创新）层面的限度,重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政府间协作和群众动员,有助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