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收复司法主权的法理抗争

一国的司法权为内政,司法主权则属外交。按照国际法准则,在对外交往中,主权高于一切。近代中国,西方列强为了长期享有在华司法特权即领事裁判权,不断编织法理藉口。1843年以降的近百年时间内,为了收复司法主权,国人不断进行法理抗争,民国时期,趋于高潮。国人的法理抗争给西方列强增加了压力,给政府增添了动力,促进了国人的司法内省,推动了司法主权的恢复,也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其他法律权益积累了经验。而今一些西方强国时常凭借所谓法理依据,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司法主权,该行径实为近代领事裁判权的翻版,任何主权独立国家既要在法理上加以驳斥、抗争,更要在行动上坚决抵制,捍卫国家主权。     

司法主权与领事裁判权——晚清司法改革动因分析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文化的广泛入侵。从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的演变,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条约制度下的领事裁判权制度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司法表现。晚清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企望通过修律新政以期挽救行将就终的晚清皇权统治,但其直接动因乃是肇始于收回因西方列强入侵而逐步形成的领事裁判权,从而维护固有的司法主权。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法权历史现象。     

Fabricating Sovereignty: the Extraterritoriality Conference and Modern Legal Discourse Practice

1926年召开的法权会议作为北洋政府一次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法权的外交努力源于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治外法权的决议.此次会议虽被国人寄予厚望却未能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只是出具了一份描述中国法律及司法状况的报告书.法权会议报告书指陈中国法典不完善、司法不独立等等,庶几反映了当时中国法律的一个面向.最重要的是法权会议彰显了主权观念的勃兴,强化了近代中国为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效仿西法、改良法律的论证逻辑.     

制作主权：法权会议与近代法学话语实践

1926年召开的法权会议作为北洋政府一次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法权的外交努力源于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治外法权的决议。此次会议虽被国人寄予厚望却未能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只是出具了一份描述中国法律及司法状况的报告书。法权会议报告书指陈中国法典不完善、司法不独立等等,庶几反映了当时中国法律的一个面向。最重要的是法权会议彰显了主权观念的勃兴,强化了近代中国为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效仿西法、改良法律的论证逻辑。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在早期的光辉实践——论上世纪20年代中共反对领事裁判权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开始注意到领事裁判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口号。苏联放弃旧俄在华特权,给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以很大鼓舞。在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中,中共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平等条约问题,对领事裁判权的性质及其与军阀统治之间关系的认识明显深化。五卅期间,中共直接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中共早期反对领事裁判权的斗争经过前后三个阶段的发展,是中共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光辉实践,对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人民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具有重要影响。     

论互惠领事裁判权在我国的肇始

谈到领事裁判权,人们通常认为都是他国对本国主权的侵犯。其实,从国际法角度看,领事裁判权可分为互惠领事裁判权与片面领事裁判权。片面领事裁判权也称为“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即一方虽享受权利却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另一方虽不享受任何权利却要承担义务,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那种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而互惠领事裁判权也称为“相互的”或“双务的”领事裁判权,即双方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本文拟就互惠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肇始作一探讨。     

试析领事裁判权对晚清司法制度的影响

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微,西方列强的迅猛崛起,西方法律文化逐渐渗透到晚清司法活动中的很多方面。晚清政府为了摆脱领事裁判权的制约,进行了以司法独立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在这种背景之下本文将从领事裁判权角度来阐释外部文化与制度对晚清固有司法造成的巨大冲击,进而探讨领事裁判权对晚清司法制度的重要影响。     

第七讲:中国近代法制史的几个问题(一) 领事裁判权与清末立法

1840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利益,通过立法活动,产生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畸形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律制度.中国封建法律制度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阶段的法制史,应该着重掌握下面两个问题: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及其影响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特权,其主要内容是: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如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审判,而必须由其本国领事依照其本国法律处理.这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重要标志.     

美国驻华公使的青铜雕像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古老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侵略者打开。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开放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同意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等,在近代外交史上留下了屈辱的一页。从此,各国列强纷纷效仿,1844年7月3日,美国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和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望厦条约》,这是美国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正是这个特使顾盛,后来成了美国第一任驻华公     

把握机遇维护国权——北洋政府利用"一战"机遇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历史考察

北洋政府利用"一战"带来的外交机遇,为废除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进行了外交努力。由于德、奥的战败,实现了外交突破,首次对德国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由于十月革命的爆发,从俄国也收回了一些权益。然而,在巴黎和会上却收效甚微。     

梁启超司法理念中的国家本位观

对梁启超司法观念的分析不能脱离于梁氏对西方宪政思想改造的理论框架,寻此脉络可以明晰梁氏宪政理念中对待司法的态度,带有国家本位意识突显于三权分立中的司法限权功能的特征。对外而言,司法独立首先体现为国家主权的独立,也即对领事裁判权的收回。对内而言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国家权力的收敛与集中优位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第二倚重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权力制衡,司法权功能被旁置;第三,民权让位于司法权力的统一与司法治理。     

从领事法庭到驻华法院：美国在华治外法权模式转型

美国最初以设置领事法庭模式实践其在华治外法权，通过颁行法庭章程进而构架领事——公使两级审判模式。以中世纪商人式领事为基础的领事法庭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财政预算不足、监狱机构缺失、领事法律知识匮乏及贪腐问题严重均阻滞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演进。为摆脱前述困境而创设的驻华法院这一职业化司法模式无疑更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进而促成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伸张。     

民事诉讼指定管辖立法规定的问题与完善

从大陆法系国家有关指定管辖的一般理论以及具体立法规定的角度上看,我国现行指定管辖立法存在重大缺陷,这些缺陷涉及指定管辖行为的性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以及当事人申请指定管辖的权利保障等问题。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源于指定管辖立法目的与价值追求上的偏差,立法观念与立法方式上的不足。立法规定存在的问题,一旦受到现实社会诸多不当因素对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会在较大程度上造成指定管辖司法适用上的混乱。为此,需要立法在借鉴域外大陆法系国家有关指定管辖通行理论以及立法规定的基础上,明确指定管辖应有的目标与基本价值追求,矫正对于指定管辖性质及其立法观念问题的认识,以及对于指定管辖适用程序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     

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与风险规避

本文通过分析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中外汇管理形势以及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指出了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下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提出应从改善我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着手,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等途径进行风险规避的建议。     

略论外资准入与投资自由化

国际投资法制中的外资准入制度 ,已成为南北国家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与难点问题。外资准入作为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内容 ,受到双边和多边投资立法的重大冲击。发达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法律管制。因此 ,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 ,并力求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以避免投资自由化对本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背景下防御性条款的设置——对我国BITs实践的思考

在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的趋势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接受了ICSID的全面管辖权、宽泛的间接征收定义等自由化条款,给国家的外资管辖权带来挑战。为此,应采取例外规定、限制间接征收等防御性条款,以保障国家基于环境、国家安全等政策的需要对外资实施必要的管制措施。自1998年以来,我国投资条约的内容日趋自由化,研究在BIT中采取适当的防御性规定、避免类似阿根廷不慎放权的教训,是当前我国BITs实践的迫切需要。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ese Courts

After the entry of China in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jurisdiction, application of law, and judicial assistance, which need to be resolved step by step in judicial practice on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s for private and international law problems in the Chinese courts, this paper analyses some general issues, including renovi, inter-temporal conflicts, and proof of foreign laws; reviews jurisdiction problems, for example, common jurisdiction versus special jurisdiction, selective jurisdiction versus presumptive jurisdiction and exclusive jurisdiction; discusses the choice of law problem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the principl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and dépeçage method; and studies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l award.     

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证据链构造

传统上,对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我国学界通常以历史证据和地图证据主张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缺乏结合证据规则进行的论证。在论证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时,应当对证据主张的逻辑与证据链构造逻辑予以区分,并可借鉴国际法院适用的证据分量大小认定规则,确立“历史证据/相关条约”作为论证钓鱼岛归属中国的逻辑进路,辅之以其他层级关键证据,赋予其决定性分量,以构造出拥有钓鱼岛主权层级结构分明、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历史证据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共同确证了钓鱼岛主权回归中国,构筑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中国所有的总证据链的第一子证据链;中国对钓鱼岛进行有效管辖及其相关证据构成第二子证据链;中国、日本和第三方证明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地图等证据,构成第三子证据链。     

严格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权公正审理涉外海事案件

广州海事法院自成立以来,严格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权,维护国家司法主权与海洋权益,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高效化解涉外纠纷,不断加强对外宣传和司法公开,对在国际社会上逐步树立中国司法的良好形象发挥了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