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的文化分析

当代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刑罚作为对犯罪的反应,其不仅因文化而创立,更因文化的发展、变迁和进化而历经嬗变,刑罚轻缓化的直接动因是文化的演进.刑罚轻缓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文化演进的制约和限制,文化的演进推动刑罚走向缓和;文化的演进推动刑罚关注灵魂、惩罚强度降低;文化的演进推动刑罚关注人权保障和重视人道主义.     

论检察机关适用轻缓刑事政策之效果

刑罚的轻缓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是刑罚轻缓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本文从检察机关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原则和标准进行阐释,探讨轻缓刑事政策适用的环节、方式以及实现的效果,以达确立科学的刑罚观念,推进我国刑罚适用以最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果之目的。     

落实轻缓刑事政策,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法院实现刑罚轻缓化的途径及立法建议

在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趋同的背景下,刑罚轻缓化可以成为社会矛盾化解的一种有效途径,法院可通过转变量刑理念,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积极促成被告人与被害人和解,建立轻刑案件快速处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刑罚的轻缓化,并实现社会矛盾的化解。本文认为应在立法上扩大刑事自诉案件范围,下放酌定刑核准权,引入未成年暂缓判决、刑事和解制度,扩大非监禁刑种类等,从而在制度上保障刑罚轻缓化的实现。     

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的原因考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恢复性司法及社区矫正的推行,体现了我国刑罚的轻缓化趋势和刑罚权动态的趋于理性,而社会背景的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转型以及刑事法角色的转变,是促使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转变的重要因素。认真分析和考量这些影响因子,有助于从社会的视角审视和规制我国刑罚权的运行。     

试论检察机关适用轻缓刑罚的现实意义和实现路径

刑罚的轻缓化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在我国特有的宪政体制和传统法制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如何推行我国刑罚适用的宽和与轻缓,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现笔者就此试着浅述,以求教大方之家。一、刑罚轻缓化的内涵界定刑罚的轻缓化,要求国家在运用刑罚规制社会生活时,应适当控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并力求以最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二、刑罚轻缓化作为我国刑事政策的正当性把刑罚轻缓化确定为我国的…     

论刑罚轻缓化

刑罚轻缓化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通过阐释刑罚轻缓化的必然性,进一步分析具体实施刑罚轻缓化的途径。     

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根据及其实现

刑罚的轻缓化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而在我国,囿于某些传统和现实原因,还存在着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思想,这已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要求,违背了基本的刑罚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趋同刑事政策背景下,刑罚轻缓化的提倡理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笔者在此文中对刑罚轻缓化产生和推行的正当化根据进行阐释,探讨当前贯彻实现的路径,以达确立科学刑罚观念,推进我国刑罚适用的宽和与轻缓之目的。     

论刑罚轻缓化

刑罚轻缓化是人类文明程度提高、社会进步的标志.刑罚轻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限制短期剥夺自由刑的适用,采取适用财产刑和缓刑、管制等替代方法.     

论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与中国实践

当前,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经济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应该融入刑罚轻缓化的历史潮流?如果融入,是否又有不同于他国进程的特殊性以及如何在中国的刑罚制度中予以体现?本期策划组织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刑罚轻缓化的提倡理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刑罚宽严基底下的改革趋势根据论纲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在规范刑法学上进一步推进刑罚轻缓化改革,刑罚制度的轻缓改革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把刑罚制度的发展演变放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之内探讨,进而寻找刑法改革的合理根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认罪认罚从宽的报应刑根据——化解从宽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张力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量刑时要尊重报应刑相对于预防刑的主导地位。主流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的主要根据在于预防,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形成张力。对从宽根据的预防式理解仅允许较为轻微的从宽,无法为当下全面深入的制度改革提供正当性基础。将仁慈与社会和解等新因素引入从宽根据同样无法化解从宽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的冲突。将认罪认罚定位为报应刑层面的从宽情节能够支持较大的从宽幅度,但这将冲击经典报应理念。一种不同于行为报应主义和品格报应主义的生活报应主义能够在尊重现实制度和报应理念的基础上将罪犯的真诚悔罪纳入报应刑的量刑情节,化解从宽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张力。这既实现了对实在法的最佳解释,又能为须认之"罪"的内涵和从宽限度等实践问题提供指引。     

论社会文化对刑罚的影响

刑罚是由刑法规定的，但不同的国家关于刑罚的规定却不尽一致。这说明刑罚设置与国家的现实社会状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立于社会文化的视界，本文从社会文化演进、法文化传统、社会哲学基础、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五个方面展示了社会文化对刑罚的诸种影响，使刑罚在与社会文化的联网中得到了透析。     

死刑赦免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死刑赦免制度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我国古代死刑赦免适用范围较为宽泛。我国宪法规定了赦免制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提及了赦免。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总共进行过7次特赦,之后没再实施过。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保障、政治昌明的今天,构建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     

中美两国死刑制度之立法原因比较

中美两国尽管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废止或严格限制死刑的世界性潮流面前,对死刑却采取了相似的政策——既保留死刑又限制其适用,其中既有民意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美国现阶段的高犯罪率、南方的私刑传统、历史上未经纳粹统治等因素导致其支持死刑的民意高涨,这对于政治精英、联邦最高法院及地区法官和检察官都有影响;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礼法传统与家族主义的深远影响,以及缺少西方启蒙运动洗礼等因素导致民意支持死刑,这对于执政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法官与检察官个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因素方面,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权限划分以及盛行的联邦主义是影响其现行死刑制度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统治者所奉行的"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策和重刑主义的历史传统、特殊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左"的错误,都是影响中国死刑制度的重要原因。对于中美两国死刑制度进行改造,应注意从民意与政治因素方面着手进行。     

论劳动教养在中国的法律归宿——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的法律分析

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是对行为人予以处置的法律基础,社会危害性属于行为的范畴,而人身危险性属于行为人的范畴。社会危害性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决定因素,而人身危险性是影响法官裁决结果的一个或然因素,与社会危害性相比,其只对量刑发生次要作用。劳动教养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其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原因,其法理依据薄弱,法律地位不明。将劳动教养化解到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以非刑罚处罚和保安处分措施予以代替,符合法律发展的逻辑。     

警察文化的理论定位

作为精神文化的警察文化反映警察文化的本质属性，作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警察文化反映了警察文化的本质维度。警察文化自然还应该是一种管理文化，但是，它内在地属于包含于政治文化中的行政文化和组织文化范畴。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规定的关系，二者的集合构成警察文化的完整内容。警察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两个维度上辩证地展开决定警察文化对警务活动支撑的内在逻辑。     

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路向

如果说犯罪是使人不幸之祸害，而刑罚是因此加诸犯罪者身上之祸害，那么，行刑便是施害者。由于犯罪的存在和发生不可避免，因此，刑罚和行刑之害的日渐轻缓便是不二的方向和选择。社区矫正作为中国刑罚执行方式的实践创新，正合于这一趋势。经过十年多的试点之后，在理论和实践及法治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对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HOW CITIZENS ASSESS JUST PUNISHMENT FOR POLICE MISCONDUCT*

In their dealings with citizens, police in most jurisdic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prohibited from using unnecessary force, abusing their authority, discourteous behavior, and offensive languag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citizens' judgments of fair punishment for police misconduct. Using a factorial survey, citizens are asked to judge vignettes of police misconduct that describe encounters between officers and civilians in detail.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itizens do weigh the officer's behavior, particularly the unnecessary use of force, and mitigating evidence, particularly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civilian is injured. Also,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espondents' social status, including their race, does not explain ratings, but that respondents'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at is, liberal versus conservative orientation, does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a normative consensus among respondents about the factors to weigh in judging a fair punishment for police misconduct as well as a consensus about the relative severity of appropriate punishment. There is some disagreement among citizens, however, about how to translate judgments of relative severity into a specific punishment for a particular case.     

完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浅探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刑法中一种特定的刑罚处罚方法。在列举、分析其与主刑在适用数罪并罚、缓刑、假释等刑罚制度时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协调情形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款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