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预:安全研究的视角

安全是国际政治的首要关切。随着安全情势的变迁,人道主义干预在以往三个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有着从进入到过时并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一度消失的经历。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的变化推动了人道主义干预这一该时期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思潮与实践的兴起,安全与人权的联结对于理解人道主义干预的复兴至关重要。各种干预理论的提出与同期安全理论的拓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把握安全概念及其理论研究的演化是理解人道主义干预从理论到现实之全面复兴的中心环节。然而,对安全的人本化改造在复兴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也形成了传统的国家间安全困境外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新的安全两难。就人道主义干预本身的价值两难而言,这一新的安全困境的形成在于国际维度下的哪些陌生人值得拯救和国内维度下能够容忍本国士兵以何种程度的生命代价去拯救不存在共同体义务的陌生人。     

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批判与选择

本文在探讨“人道主义干预”的语义内涵的基础上 ,从法理角度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分歧的焦点作了基本归纳 ,认为人道主义干预在理论上的争论是在西方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冲突局势烈度、国际法规范力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下 ,围绕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标准、中立性、政治性、法律性等问题展开 ,在实践上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政治较量 ,提出“人道主义干预”应该遵循秩序与道义平衡的原则 ,必须保障联合国在正当国际干预法律化、规范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在干预主体、方法、目标以及约束机制等方面对非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预”作出严格限制。     

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研究

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理论提出的合法人道主义干预的规范性问题,不仅从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层面分析了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的限制性,而且更多地从社会连带主义的世界社会层面探析了它们的可能性发展方向。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新的理论解释范式,探讨了干预的例外与规范之间相互转化关系,很好地弥补了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存在的无法解释国际体系变化的不足。     

中东剧变与人道主义干预的新发展

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发生政治剧变,西方国家借机对有关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这种干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国际干预的新特点,比如,在主要干预国家中,美国从台前走向幕后,英法充当"急先锋";干预方式转向以培植反对派武装为主,塑造"内战式"干预模式;干预方努力谋求干预的合法性,等等。中东地区的新一波国际干预不仅反映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新特点,也折射出国际关系的新走向。     

哈斯的规制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

针对冷战时代的特征和趋势,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和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范式,哈斯称冷战后时代为"失规制时代".哈斯认为,在这一失规制时代中,美国对外政策中原已存在的互相竞争的六大原则(霸权主义、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了可供选择的主要范围,但哈斯认为其中任何一种单个原则都不能为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外政策指明方向.而只有几种原则的有机组合,即"规制主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哈斯"失规制时代"比较接近于反映冷战后世界的现实.实际上,海湾战争、波黑维和行动、科索沃危机、野蛮轰炸南联盟都是对美国这种对外政策最好的诠释.     

论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以“保护的责任”为例

"保护的责任"被写入《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标志着这一规范的制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其付诸实施的支持。由于"保护的责任"规范被制度化后,在其履行的阶段遭遇了程序性和实质性的争论,因此本文认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兴起和制度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其履行也是国际规范扩散的必要步骤,它与制度化是一个连续谱系,两者共同推动这项规范的扩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保护的责任"规范演进的三个阶段,而且在强烈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扮演着建构和实施"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建设性角色。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战略实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国际规范塑造的相互对接,这也是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阿拉伯之春"的人道干预悖论与国际体系的碎片化

"阿拉伯之春"的到来重新凸显了西方因反恐需要而一度有所弱化的人道主义干预.但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大规模人道主义干预由于蕴涵了浓厚的功利主义动机,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更为重要的是,新一轮的人道主义干预不仅无助于有关国家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国际体系走向碎片化,国际秩序呈现出更加不稳定的变化态势.     

论东北亚区域制度化合作的外部干预与内部制约

区域制度化合作的程度反映区域一体化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各国经济、社会、政治诸多层面的合作状况和合作远景。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为区域性制度化合作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国际组织和制度、跨国公司等一些新兴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行为体对于区域制度化合作发挥了先行的效用。同时,东北亚区域制度化合作存在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干预,区域制度化合作本身制度遵守与网络形成等方面的障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将为这一地区制度化合作前景提供契机。     

国际关系与“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今年 8月 21～ 22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了“国际关系与‘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研讨会。来自联合国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康奈尔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外交部、新华社、社科院经政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会议分别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成绪和外国专家学者主持。　　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人道主义干预与国际法、人道主义与联合国等问题并结合科索沃战争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虽然还存在不少…     

战争规制与战争法

战争法起源于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它是对战争破坏性的规制。今天 ,高技术的运用及某些大国的单边主义又使战争法面临巨大挑战。世界各国应建立起交叉重迭的架构 ,运用法律的力量让挑战者的主张温和下来 ,尽量对战争行为和战争法的发展演变施加有益的和正面的影响。战争法对战争的规制还要从提高人类整体文明进步入手 ,把规制的成果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