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入”与“知情”:集体腐败道路上分离的两点

三位美国学者布瑞夫、白川和杜克里奇共同提出的过程模型作为解释集体腐败问题的一种新观点,认为组织成员对集体腐败的涉入可能是一系列决策和行为过程的结果,并且,当事人可能在并未形成对腐败行为的肯定态度之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涉入了集体腐败之中。本文中腐败过程涉入点和腐败后果知情点概念的提出,是对过程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在腐败过程涉入点上,时间距离、结构距离和合法权威等机制共同促使组织成员在不知不觉中涉入到了集体腐败的链条之中。在腐败后果知情点上,当事人通过对继续还是停止已经开始的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或(和)价值一致性评价,从而选择成为检举者、退出者抑或是罪恶的作恶者。涉入与知情两点的分离,启示我们可以在腐败后果知情点上打开瓦解集体腐败的缺口。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腐败原因探析

集体腐败以腐败主体的群体性、集团化为特征。梳理相关研究视角发现分析都将参与集体腐败中的个体假设为"理性人"。群体心理学认为当个体进入到群体中,个体逐渐成为"非理性"的代表。因此,借用此理论视角分析群体的氛围和个体的理性缺失对集体腐败产生的影响。个体之间的传染、失范、暗示等成了集体腐败中个体的联系方式。     

腐败行为模型研究及其未来展望

已有文献较少研究微观层面的个体腐败决策过程,即腐败行为模型研究。在梳理腐败行为模型理论背景和有关概念基础上,介绍了这一模型所构建的个体从事腐败行为前的四阶段决策过程理论框架,分析了模型中个体动机、意志、认知和情绪等多种成分对腐败的影响机制。总结该模型在个体、情境和组织等因素影响腐败的有关研究中的应用现状,结果表明,相对于宏观因素,个体因素对腐败意图和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最后提出了腐败行为模型的研究展望:进一步完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模型中各有关变量的作用机制,对情境和组织层面的腐败影响因素进行整合。     

公务员行为失范的制度分析

公务员行为失范往往是腐败的前奏 ,从制度上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规范公务员行为的制度前提是不符合实际的 ,由此而产生了非预防性、内在矛盾性、净化机制缺乏等制度性缺陷。这是我国规范公务员行为的制度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因此 ,治理严重的腐败现象 ,应该从治理公务员违规行为开始 ,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符合公务员实际的 ,包括选拔、任用、监督、淘汰和对违规的预防、惩戒、辞退、弹劾等相互结合的周密制度。     

浅析行贿受贿行为

本文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立论前提,运用博弈模型、决策树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对行贿受贿行为进行了动机分析,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行贿?公务员为什么会受贿?低薪为什么易导致"腐败"?怎样抑制行贿受贿现象的蔓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薪养廉"、"健全法治"、"强化惩处"的政策主张.     

必须高度重视“集体腐败”的治理

集体腐败除指一些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违规谋取集体福利行为外,还包括集体贪污、集体索贿受贿、集体行贿等。集体腐败多发在掌握审批和执法权的部门、相对独立的执收执罚机构、直接负责统计、填报、分配、落实各种补贴、补偿资金或实施项目的基层单位等。集体腐败成因多种多样,但主要源于权力结构的相对固化、权力运行的不透明、财经制度纪律的松驰、监督处罚不及时和不到位等。防治集体腐败须多管齐下,综合整治。     

对公务员廉政建设与监督机制的思考

用健全的制度和严密的监督机制来防止腐败是顺利实施公务员制度的根本保证。《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用了大量禁止性规定,对公务员执行公务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例如不得贪污、行贿、受贿或以权谋私;不得挥霍公款、浪费国家资财;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业性的经营活动等,并且还就回避、申诉、控告以及公务员管理等方面设置了一系列的监督机制。目前我     

集体腐败的情景预防理论分析

因集体腐败引致损失更大、影响更恶劣、作案更隐蔽使其成为了近期反腐工作中的焦点,集体腐败具有集体腐败主体的潜在性特征、集体腐败行为的被动性特征及集体腐败行为被动性转化的特征,聚焦腐败主体本位是目前集体腐败进行类型划分及其成因探源的主要方式,内因驱动是其主要逻辑起点。然而,忽视外因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主要局限。情景预防理论为认知和防治集体腐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引导。因此,必须在集体腐败特征、类型及其成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削减外在引致环境、强化内在防控机制,切断内外关联三方面入手严惩集体腐败。     

公务员腐败心理及矫正措施分析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务员寻租现象日趋严重,这种现象和腐败者不健康的心理,如侥幸心理、失衡心理等有着紧密关系。针对这些腐败者存在的不健康心理采取矫正措施是预防腐败行为出现的基础工程,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公务员奖惩制度与公务员廉政建设

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行为,也是政府组织整合失灵的一种表现。纠正这种失灵表现的根本思路是对公共权力的(范围)限定、制约和监督,因此,如何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从制度上、法律上防止、打击腐败,保证公务员廉洁行政,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文章在分析了一些较为普遍、典型的反腐廉政工作的建议、方案后,进一步重点探讨了通过加强公务员奖惩制度来规制腐败行为、促进廉洁行政的设想,指出任何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公务员队伍都离不开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并从奖惩机制自身的特点、功能与意义角度入手具体分析了在廉政建设中的措施和体现。     

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TAM和TPB整合模型的经验研究

公务员是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实施主体,如何激发公务员的推动意愿是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环节。本研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基于305名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对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感知有用性对推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强,感知易用性负向显著影响推动意愿;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均以行为态度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分别以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未来,激励公务员积极从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通过强制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来强化公务员的主观规范认知,进而提高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自发性意愿;通过风险防范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提高公务员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积极意愿;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公务员的主观认同感和知识技能,进而提高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主动性意愿和能力。     

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推行以及公务员队伍的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还存在着报名资格规定的随意性、考试内容的设计缺乏科学性、考录参与主体的行为有失规范性以及各级公务员考录存在差异性等问题。主要的解决对策在于按职位要求规定报考资格、科学合理设计考试内容、依法管理和规范考录中参与主体的行为和协调发展各级公务员考录制度等。     

过程视角下的市民集体访行为——对一起市民上访事件的案例分析

市民集体访问题关系到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从过程角度对市民集体访的详细过程进行案例分析,解析影响集体访发生发展的各种主要因素,追本溯源,规范政府行为,推动市民理性维权,在双方良性互动下构建良好社会秩序。     

试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完善

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已运行了十一年,但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如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法制观念淡薄、不思进取、腐败盛行等问题依然在现有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笔者认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正是导致这些现象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本文将从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运行现状出发,对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的思路。     

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     

试析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基于六个地级市问卷结果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本文以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相关看法与态度。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可能影响这些看法和态度的诸多因素。文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利用初始模型、包含中介变量的模型以及包含调节变量的模型,对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公务员对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认知与其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显著正相关,而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情感认知与其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无显著相关。此外,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1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着组织环境因素与公务员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化建设,加强公务员与公民的互动,以改善公务员对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认知;需要加强组织环境的建设,并通过多方面教育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培育和激励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态度。     

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解析

社会交换论对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对策提供了分析框架。腐败是在交换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交换结构存在的弊端提供了腐败发生的外在机会,刺激并诱发个体的腐败动机,两者结合促成了现实腐败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形形色色的资源交换实现了腐败收益,构成了交换动机——交换结构——交换资源三位一体的腐败发生发展的过程链条,从动态角度揭示了腐败的形成原因。各种腐败现象的本质是资源的非正当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是个人和特定集团获益,而公共利益受损。为此,要控制腐败,就要控制腐败交换的动机和交换结构,斩断腐败交换的利益链条,这就需要构建并实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探析

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是降低行政成本、控制公务员腐败的重要举措。通过对这一改革的优势、实施中阻滞因素的分析,明晰改革的规范化离不开一系列相关要素的支撑,从而实现观念创新、预算控制、过程激励和事后评估等环节的有机结合。     

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

<正>在对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薪养廉"在我国并不成立,公务员薪酬的提升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反而会使腐败更为严重;腐败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且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更为严重;虽然公务员薪酬通过腐     

我国反腐倡廉的形势、特点与制度建设

进入新世纪,反腐倡廉地位不断提升,制度化水平日益提高,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更取得明显成效;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是腐败的高发期,导致腐败高发的原因涉及公务员腐败的动力、机会和成本,现阶段腐败高发的中国特色是"官商共同体现象"和"行政性腐败问题";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切实提高公务员待遇,实行"政经分离",整顿官商关系,积极推进廉洁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