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过程中的乡村秩序与法

在农民以外出打工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的基础上 ,法治的有关建设难以进入乡村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 ,乡村内部所承继下来的对于秩序与法的实践虽有些松动 ,但仍在延续之中。因此 ,要使乡村的秩序与法进入中国现代化的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要做的努力还相当地多。从乡村本身开始 ,使人们卷入一种市场化的生活 ,这种市场化的生活正是现代法治的背景 ,也许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努力。     

论自由对建立法治国家的价值——对自由与秩序价值冲突的思考

法以自由为目的 ,自由与秩序价值是法律价值冲突的集中表现。自由之于人、之于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由问题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把自由价值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社会体制建构的政策取向。对强调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念给个人和法治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担心绝非多余。在强调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下 ,如何定位法的价值对于 2 1世纪如何建立法治国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法治和自由的关系视角

法治作为一种生成中的生存方式,内涵了人的自由理想.自由精神是法治产生的动力,法律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对法律自由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实践问题,自由不是纯粹理性的反思,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对中国而言,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法治,是其法治之路的特征.     

法律方法的司法价值——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说起

司法领域出现的“类似案件不同判决”现象,涉及到疑难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从法律方法的视角观察,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为法官提供了思考和解决疑难案件的框架,但决定性环节仍需法官运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说,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够使裁判的获得成为一种民主公开的过程,一种分析说理的过程,从而也是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法律方法虽然不能保证法官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却能大大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这是法律方法在司法领域的最大价值,     

论有秩序的自由——法的秩序与自由价值之均衡

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以法律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历来是立法和执法的价值选择上的两难问题。秩序和自由所能达到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正是自由与秩序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才使得法律不断发展、演变，也才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并使社会从相对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宗旨是生成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法治，在这样的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能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享受到生活的安宁，又能在自由的环境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     

秩序与自由：刑法立法到修正中的法益价值衡量

我国刑法从立法到修正并不是一个单线性过程,而是两种不同法益价值相互穿插、相互影响、相互博弈的双线性过程。刑法修正正是在秩序与自由这两种法益价值之间穿梭进行,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平衡刑法的秩序保护价值与人权保障价值。秩序与自由这两种法益价值本就处于一种天然不平衡的状态,步入刑事立法活性化时代的风险社会,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浓厚,更加剧了二者间的失衡。欲使法益的天平回归平衡,须加重自由法益一端的砝码或是减轻秩序法益一端的砝码,刑法谦抑主义正是后者。由此看来,刑法从立法到修正实质上是立法者在秩序与自由这两种法益价值上的选择过程,而法益平衡则是选择的最优解。     

工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调劳动关系的难点与对策

工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调劳动关系,就是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时,首先应坚持法治至上的原则,即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运行;其次,工会在协调的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在法律的框架下化解劳资矛盾,通过依法有序博弈寻找到劳资双方相对的利益平衡点,及时解决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     

秩序与自由的碰撞——论风险社会刑法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步入风险社会,面对社会风险形成的巨大威胁,人们对安全、秩序的呼声日趋升高。刑法作为至关重要的风险控制工具,为了维护秩序,其制度的功利导向也日渐突显,突破了一些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从而不利于刑法对自由的保障,甚至对自由造成危害。秩序与自由作为刑法应当保证其实现的两大价值缺一不可,面对刑法的变化,只有正确处理原则与例外的关系,才能实现秩序与自由价值利益的最大化。     

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秩序、正义与自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彰显法的三大价值

2005年8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使秩序、正义与自由这三大法的价值得以彰显,这一法律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以及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自由的伸张与角色的转变——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说起

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相比,<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表现出两大重要变化,其一是自由理念得到了伸张,新<办法>一改从前漠视人身自由的做法,突出强调了对人身自由,尤其是行动自由的保护;其二是行政机关在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方面角色的转变,由从前的强制性权利行使者转变成主要依靠行政指导和福利措施的管理者.这两方面的变化必然对国民的自由意识和行政机关执法工作产生巨大影响.     

努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调劳动关系的能力和水平——天津市工会“六五”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回顾

近五年来,天津市工会系统六五职工普法工作,在健全完善组织领导、工作运行不断规范,突出重点内容和对象、有针对性搞好普法宣传,努力开拓思路、创新普法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努力适应形势发展、法制宣传工作取得新进展等方面取得了扎实的成效,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探寻秩序维持中的中国因素——我的习惯法研究的过程和体会

本文是我在习惯法领域的学习过程、思考经历和点滴体会的小结。我认为需要反思学术研究中的态度、问题、视角、方法、材料、理论等,重视“一本书主义”,提高判断力,持续进行同一领域研究。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程中的基本准则——从《反对本本主义》说起

强调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实践高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共产主义事业一贯坚持的思想基本准则,正是由于坚持这一准则,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变为现实,从生存危机走向健康发展。     

试析公务员与纳税人法律关系的误读——从当前公务员加工资的讨论说起

公务员与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着一些误读现象,其中我们纳税人养活了你们公务员的影视台词在警察日常执法中引起了社会公众对执法合法性和执法威严的怀疑,导致阻扰执法、甚至暴力抗法,亟需在学理上进行梳理。通过对2014年两会期间网民热议公务员加工资现象的分析,展示出九类误读的表现。妥善解决这些误读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治作用。     

中国农民身份与契约关系的互动和协调——从一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案件说起

建立在不完全所有权性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浓厚的身份性和社员性特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性,在建立起契约关系的同时,适当保留传统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关系,以此作为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国情与中国经验的制度选择。     

中国农民身份与契约关系的互动和协调——从一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经营的流转案件说起

建立在不完全所有权性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浓厚的身份性和社员性特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性,在建立起契约关系的同时,适当保留传统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关系,以此作为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国情与中国经验的制度选择.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看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团结协作、共同奋斗,构成历史主旋律.其最深厚的基础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基因.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是双方携手前行的必备条件.这种理解和尊重建立在对对方思想思维和行为方式之特征和价值的深刻认识之上.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从执政党的对策和政策角度来看,知识分子问题需要依据时代特点进行讨论,需要有对作为"理念人"的知识分子的认知,需要有对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结构复杂与多元的充分估计.     

论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与平衡——从法治维度考量

从法治维度考量,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种种冲突现象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运行过程的外在表征.在新形势下,要平衡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力之间的冲突,应当采取如下对策:明确界定权利与权力的范围和界限;为权力与权利的运行设立科学、合理的程序;为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提供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