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正>前言一、报告的宗旨与术语说明本报告旨在揭示我国企业家犯罪的现状与特征,剖析其主要成因和提出基本的对策思路,以此推动企业和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实践,助力企业与企业家健康成长,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促进政府相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和对策参考。本报告中的企业家,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中性词,是指企业内部具有决策权和重要执行权的高级管理人员。综合各类企业的实际情况,依据在企业中的职务和实际作用,本报告所统计的企业家范围包括     

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245起案例统计为基础

在犯罪成因上,企业家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街头犯罪,外在环境与制度条件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方式及其追逐财富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透过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的罪名结构特征,可以具体地说明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融资类犯罪比重大凸显民企融资的制度性瓶颈;受贿罪突出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国有、民营企业家罪名差异显现市场公平竞争的不足;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罪名分布反映出刑事手段介入市场活动的泛化倾向;背信犯罪的高发折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民营企业家犯罪是我国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相关数据来看,不仅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在逐步增加,而且涉罪的类型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分析当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犯罪困境,既有自身认识方面的,也有制度设计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是"官商勾结"观念中的求利困境、"国进民退"背景下的求生困境和"资本短缺"现实中的融资困境。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消解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犯罪困境,帮助民营企业家走出犯罪泥潭。具体措施包括: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价值观念、法律意识及责任意识方面的引导,提高民营企业家的自我认识能力;完善民营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预警机制及问责机制,进而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行为;改善民营企业家的制度环境;加强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呈现增长势头,形势较为严峻,并且这类犯罪中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贿赂型腐败犯罪尤为突出。实践表明,这类犯罪除了造成较为直观的经济损失之外,还将直接动摇社会的诚信基石,助长"潜规则"滋生蔓延,增加交易成本,传递"负能量"。因此,必须对当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选择性司法、多头执法、"两法衔接"、量刑失衡衍生"低成本高回报",以及案件发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全面检视,进而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恪守刑法谦抑精神、大力开发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增加"企业预防腐败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等举措,实现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的宽严之道--基于2016统计年度若干典型案例及部分统计数据

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的宽严之道,应当依据具体犯罪类别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不同原因及不同意义来审慎定夺。通过分析2016统计年度若干典型案例及部分统计数据得出,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应采取"三宽三严"的治理策略。具体说来,对涉及技术和经营创新、企业税负以及正常经营性融资的问题,应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对涉及生产、食品、环境安全、公平市场秩序和腐败的问题则应采取相对严厉的刑事政策。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生成中的情境分析

在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生成中,从腐败犯罪动机的产生到犯罪行为的实施,并非行为人单方面作恶的结果,其间还存在企业组织在与民营企业家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腐败犯罪动机外化的犯罪情境的刺激。这一犯罪情境的形成不仅与各种具体的外部客观事实作用相关,也与行为人对这些客观内容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最终这一犯罪情境促成行为人形成具有具体指向性的腐败犯罪动机,并将其转化为外在的事实性侵害行为。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生成机制与治理

对民营企业保护失衡的立法反应,表面化、泛刑化和强制措施扩张化的司法反应,以及负面舆论评价的非正式社会反应,共同作用着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生成。犯罪现象的背后是刑法规范设立和适用的失调,规范失调的背后成因则可用社会控制理论、标签理论加以揭示。除了确立对民营企业家同等保护的刑事政策外,还应引入刑事合规制度,释放刑法的预防性保护功能,激励企业参与到预防犯罪的合作模式中。     

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 245 起案例统计为基础简

在犯罪成因上，企业家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街头犯罪，外在环境与制度条件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方式及其追逐财富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透过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的罪名结构特征，可以具体地说明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融资类犯罪比重大凸显民企融资的制度性瓶颈；受贿罪突出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国有、民营企业家罪名差异显现市场公平竞争的不足；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罪名分布反映出刑事手段介入市场活动的泛化倾向；背信犯罪的高发折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新疆恐怖主义犯罪:基于犯罪生态学理论之剖析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当前,日益严峻、复杂的恐怖主义犯罪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强化了恐怖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破坏了人类生态文明。运用犯罪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从社会宏观视角剖析新疆恐怖主义犯罪滋生与生存的土壤与环境,通过治理社会生态环境、严刑峻法、重奖激励的积极预防和惩治对策,可为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新的途径。     

2023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22暨2017—2021数据对照分析）

<正>前言(一)本报告的目的与价值企业家作为市场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作为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精英群体，其犯罪现状如何，不仅能反映出企业家群体的自身问题，更能标示出当下制度环境与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毕竟，企业就是制度创设的充满活力的盈利组织，而且企业家是社会创新的重要引擎。这决定着制作和发布本报告的目的具有多元指向性：其一，对相关决策机关，通过揭示企业家犯罪的规模与特征，有助于正确判断企业家犯罪态势，     

犯罪条件论

犯罪条件是犯罪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犯罪发生的必要条件。控制犯罪发生的条件同预防犯罪产生的原因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二者构成了犯罪防控的主要内容。其中,社会预防关注的是犯罪的产生机制,本质上是消除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条件控制关注的是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本质上是遏止行为人犯罪动机的外化。将犯罪条件纳入犯罪原因结构体系,清晰了犯罪社会预防与条件控制的关系,明确了犯罪防控目标和犯罪治理走向。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犯罪原因论的结构层次,丰富和完善了犯罪学的罪因结构体系,实现了"犯罪原因与犯罪社会预防、犯罪行为与犯罪条件控制"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打开了一条理论通往实践的更具操作性的路径,有效弥合了犯罪预防中"宏观"与"微观"、"战略"与"战术"、"治标"与"治本"、"虚"与"实"的裂痕,由此终结了亦步亦趋对接传统犯罪学犯罪预防范式的单向性学术传统,犯罪多元化治理体系得以确立。但社会预防与条件控制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治理方式:一个治本,一个治标。因此,二者应有机结合,不可偏废。     

《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会实录

2014年12月21日下午,《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高铭暄学术报告厅举行。《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领衔编制的,报告合作单位有北京工业大学法律系、北师大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研究山东中心(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和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此次发布会暨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正义网等单位共同主办。会议一结束,第一时间授权本刊独家发布该报告全文(见《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和本次发布会暨研讨会实录。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国企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的特点与效应——以2012—2014年若干典型个案为例

梳理2012—2014年若干典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可见,国企贪腐案件体系性特征突出,危害后果放大效应明显;国企及其负责人对政治权力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对国企企业家自身的刑事风险具有促成效应;国企企业家因其特殊身份易于成为某一行业或地区权贵结盟的关键节点,其刑事法律风险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隐蔽、复杂贪腐手法的介入增强了某些国企企业家实施犯罪的信心,这导致他们在自身刑事法律风险判断上的鸵鸟效应;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及优势地位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也为国企企业家实施各种贪腐犯罪提供了"条件"与"理由"。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成为重要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究其原因,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方面来分析。社会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为其产生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二是有组织犯罪亚文化为其提供了学习条件;三是腐败为其提供了土壤;四是社会控制力弱化为其提供了环境条件;五是境外黑社会势力渗透是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心理方面: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个体心理特征偏激;二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群体心理特征认同。     

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与提升路径——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调查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心态不仅反映了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自身的社会生活感受、社会动机与情绪等,而且会通过企业家的管理权和影响力将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渗透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用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课题组通过对浙江省1022名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主观幸福感"的调研发现,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三感"总体感受良好。从分项来看:安全感有待提高,尤其在信息安全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特别焦虑,安全感的行业、代际分化明显;获得感较高,对自己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很高,但小微企业在竞争环境公平性和政策执行度方面的满意度不如规模以上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整体主观幸福感较高,企业传承意愿有所上升,但信心仍有待提高。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密切相关,要增强企业家的整体主观幸福感,应在保证他们体验到充分安全感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其获得感。     

企业家涉罪的法律与制度分析

企业家犯罪的研究是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待犯罪,它与西方犯罪学中的白领犯罪并不重合,企业家犯罪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家犯罪和民营企业家犯罪,它根植于企业家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制度因素。对此类犯罪进行遏制需要刑事法网的严密和改善,同时要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才能奏效。     

民营企业家犯罪现状分析及法律风险体系构建探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些民营企业家缺乏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在企业融资、财务管理、贸易以及产品质量等方面铤而走险,导致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率不断攀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犯罪的背后,暴露出民营企业在运行、管理、监督等环节上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应从法律风险管理的理念、机制、组织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健全完善,并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防范体系,有效预防民营企业家犯罪。     

中国企业家犯罪的文化进路——历史性抑商情结的现实展开

受贿罪在国有企业家中位居首位,依次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的全部是民营企业家,滋生出来的"官本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现状与传统的抑商情结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历史的巧合与现实的必然。抑商是为统治秩序和权力服务的,抑商情结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价值紊乱的历史原因,国企民企的多种犯罪的实质是与制度性缺陷有密切的联系。     

民营企业家犯罪现状分析及法律风险体系构建探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些民营企业家缺乏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在企业融资、财务管理、贸易以及产品质量等方面铤而走险,导致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率不断攀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犯罪的背后,暴露出民营企业在运行、管理、监督等环节上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应从法律风险管理的理念、机制、组织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健全完善,并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防范体系,有效预防民营企业家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