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民间法面向

在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司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家法律与乡土逻辑的冲突,这成为当前建设农村法治的瓶颈问题。为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需要在司法的层面上明确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条件、场合与方法,从而使法律解释具备本土化的民间法面向,这对于通过司法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法的合法作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紧张具有积极作用。     

建设法治社会和幸福中国

近1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硬件建设发展迅速,党和政府从城乡统筹、福利保障、扩大就业、社会治安等多个角度构建和谐、繁荣的幸福中国。与此同时,法制软环境也逐渐得以改善,各法律体系内颁布物权法、公司法、公务员法、刑法修正案等多项法律文件。有法可依作为法制的基本前提,规范的创立使我国逐步建立起法治社会所需的平台。作为幸福社会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继续巩固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建立健全立法、司法、执法、法制监督的互动体系。     

“宪法实践”的合宪性解释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基本价值在于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宪法的价值共识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实施,程序化宪法是一项重要举措。合宪性解释是为程序化宪法之一,对目前我国司法实践而言,作为法律层面的合宪性解释的适用,对于司法维护法制秩序统一与和谐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衡量的界限与法治——规范衡量论初探

衡量方法的兴起到底是法治理想失败的征兆,还是终极法治运行的体现,这取决于如何平衡法律的权威性、正确性和实效性关系,取决于使衡量趋于理性化与制度化的机制与条件。衡量界限的分析和规范衡量论的建构正是试图对此做出的努力之一,它重点在于探究衡量与法体系结构中不同要素、不同层次之间的复杂关系。衡量的界限也是法治的界限。规范衡量的界限包括权威主张的界限、不可共量的界限、理性要求的界限、规范结构的界限、法律体系的界限以及司法与立法的界限等。     

论我国宗教平等的法律保护

宗教平等在我国宗教法治建设中意义重大,国家已制定出相对完善的宗教法律体系,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由于宗教事务的复杂性,还存在立法标准不统一、法律责任模糊、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不足,仍然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各个层面进一步完善。     

体系思维及体系解释的四重境界

体系思维及体系解释有四重境界。第一层次是规范选择的法律至上及解释方法的文义优先。这是维护法律权威、安全之必须。第二层次是各种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以探究法律的整体意义。法律解释需要尊重穷尽法律规范做到尽法达义。第三层次是明法达理，反对机械执法司法，尊重法律的目的、价值、道理、法理等。第四层次是持法达变，既尊重法律稳定性又应随社会发展变化及时跟进。法律至上文义优先是法律规范上下位阶以及解释方法位序关系；体系思维、尽法达义是平行规范之间的关系；明法达理、价值衡量是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关系；持法达变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语境之下带有辩证色彩的体系思维及体系解释规则。     

监察与司法衔接的价值基础、核心要素与规则构建

监察与司法的法法衔接,是监察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源头性地位、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要求、法治反腐新征程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其核心要素是建立监察与司法衔接机制,监察调查在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上体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要求。而构建案件管辖明晰、证据严谨规范的工作规则,是实现法法衔接的重要前提。     

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封建法律文化、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法律思想与司法体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计划经济都是法制现代化的障碍。要完成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首先树立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推进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法津运行机制,形成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反映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并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文明,加快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步伐,使法制现代化的变革运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源动力之一。     

行政诉讼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

行政诉讼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发展的缩影,见证了我国"人治—法制"、"法制—法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历史性跨越。行政诉讼是公民表达自己诉求和寻求救济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新要求,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发展。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新军事变革中军事司法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的三个理论问题

新军事变革中军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价值定位为平时公正优先和战时效率优先,平时保障军人权利优先和战时维护军事秩序优先;发展模式为在内容上实现军队由法制向法治、特别是战时由法制向军事法的战争适应性和法治有机统一,在形式上实现军事司法的信息化、以军事司法的信息化带动军事司法的法治化的跨越式发展;战时目标追求为保障打得赢"法律战"。     

法律心理共振论

法律心理共振论是法制心理理论的新发掘。本文研究在立法、执法、司法中共振源、共振流、共振体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在立法、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应用这种规律使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的心理过程,即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能够和法律共鸣、共振,和谐一致,必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达到最佳效果。如果各层面的人的多元心态统一于法律心理共振论,这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重大意义。     

司法改革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以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背景之下,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越来越需要专门法律人才的参与。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作为法治队伍建设的主力军,二者之间具备共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法律逻辑和一致的工作内容,均以实现案件正义为职业目标。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司法队伍的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还能促进各种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我国的培育。立足我国实践,学习国外经验,从适时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建立遴选律师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客观评价机制、有序建立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推进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     

法治时代司法的意义

司法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 :法治为司法活动提供制度保障 ,司法则成为法治对抗强权、维持正义的常规形式 ;法治成为司法活动的价值归依 ,司法则将法治的精神送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拥有悠久的法治传统的同时 ,也往往拥有同样悠久的司法传统。第一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常规形式。司法作为法的实现的一种权威途径 ,能够以法定程序 ,将法律正义从制度规范形态转化为社会生活事实。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 :司法使法律降临人间。“法之不行与无法同”,司法在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早已为中外的古人们所强调…     

乡村振兴战略下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法治乡村建设存在涉农法律规范体系不够完善、乡村行政执法力量有待加强、司法参与乡村治理参与度低、乡村整体法治氛围尚未形成等问题。对此,应通过完善涉农法律规范体系、提升乡村行政执法能力、推进司法参与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普法宣传实效等措施以期进一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行稳致远。     

公众有序参与：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树立机制

司法公信力作为司法机关的活动宗旨和行为目标必须在人民群众的参与过程中树立，然而在当前的司法运行模式由“封闭性”向“开放性”的转向中，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活动的一种“有序性”，这也是实现司法审判“法制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重要途径。另一种程度上，如何保证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重大课题，它即要求参与公众法律意识及司法者人文情怀的培养，同时又必须有相关的法律或政策作为行为依据并进行规范约束。     

刑法·刑事政策·和谐社会

刑法、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法、刑事政策不仅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刑法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在于通过惩罚犯罪维护规范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于规范司法、限制国家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刑事政策不但要指导和协调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效。     

传统法制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价值影响——也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作为治国方略 ,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理论的又一大进步。人治—法治—德法结合 ,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被法制现代化传承的过程 ,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对促进社会进步 ,使中华民族复兴 ,完成传统法律文化向法制现代化历史性、创新性转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路径探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国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理应在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中得以体现。写作裁判文书应当准确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通过建立识别指引机制、培训提升机制、考评激励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宣传推广机制,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