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解与适用 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也对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该规则,不仅有利于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规范执法,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保证办案质量。但是,该规则目前尚不完善,在实践中操作还存在一定难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司法工作人员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观。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长期以来,非法证据排除都是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司法实践中由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导致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也吸引着公众的媒体的目光。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在立法上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发展过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将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促进刑事司法文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我国遏制刑讯逼供之制度构想--以侦查制度变革完善为视角

刑讯逼供案件有其发生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在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刑事侦查制度设计的缺陷。我国应借鉴国外防止刑讯逼供的理念和制度,对现行侦查制度进行必要的变革,设立有限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及侦查和羁押相分离等制度,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     

刑讯逼供取证将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5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鏖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中央确定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问题的思考

我国立法上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分配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也不统一,表现在:盲目相信控方证据;忽视被控方主张;虽然确定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证明方式不当;被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经过理论分析,建议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分配拟做以下规定:当被控方就控方的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置疑时,控方应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完全的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法拟再修改

亮点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严禁刑讯逼供在刑诉法中其实早有明文规定。紧随其后的是最高检、最高法的一系列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言和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去年,“两高i部”联合下发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更是在此问题上作了详细规定。但刑讯逼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在不得刑讯逼供的条文里,这次修法要增加新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审判中心: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革为突破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抓手,是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的有效参与——以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为视角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死刑案件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需要依靠程序的有效运作来实现其保障人权的价值,其中律师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律师参与的渠道狭窄、律师参与的权利配置不完整、律师参与的操作程序受局限等,因此,新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在保障律师有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中,必须增加律师参与的绝对性规定,完善律师权利的配置,细化可操作程序,以确保律师参与的有效性。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共和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对政党及其组阁而成的政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维系美国共和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石.共和党在美国政坛的得势,与其在国内、国际两大政治舞台上利用新保守主义积极争取国内及国际的支持密切相关.     

经济全球化对党执政能力的挑战——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

以经济全球化为外生变量,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出发考察其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挑战,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治理绩效、依法执政和发展民主政治提出了严峻挑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维护和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建议.     

新刑诉法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规范衔接与适用——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该条规定相对原则简单,有必要结合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文作出进一步诠释与解读:在主体上应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收集的证据与行政机关等同,纪检机关收集证据需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证据需提供合法性说明;对"等证据材料"的范围界定应包括当事人无异议及符合法定条件的言词证据,但最高检规则囊括鉴定意见的做法值得商榷。在具体程序方面,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非法取得的行政证据也应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予以排除。     

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合法性探析——以公共行政学为视角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治理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关注.治理是相对统治而言,是对统治的政治学否则定.随着世界政治文明的不断跃升,治理逐渐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理念和目标.治理的根源在于西方政党或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成为这场社会治理变迁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因此政党治理正逐渐取代传统的政党管理.在公共行政语境下对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重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检察官与律师和谐关系的建立——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正检察官与律师关系(以下简称"检律"关系)看似是一对矛盾,其实它们具有和谐的趋同性,而二者和谐与趋同来源于对法律的尊重。但是在一些地方,却出现了检察官与律师对立、交恶的情况,导致两个队伍相互不信任,无法达到共同推动法律事业的目的。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建立新型检律关系的设想,     

浅析合法性视角下的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合法性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新时期党的合法性面临着众多挑战,这客观上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论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以辽宁省为例分析

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而决策合法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合法作为决策的第一要件,既需要实体法的规制,更需要程序法的规范,十几年来,国务院出台了系列规范性文件,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日益明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问题导向,提出了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具体措施。在此背景下,《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出台。针对重大行政决策五大程序之一的合法性审查程序,我们以辽宁为视角,成立联合调研组,对省内部分政府及职能部门调研,总结合法性审查的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为政府决策和国家立法提供支持。     

从法理学视角看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危害很大,又屡禁不止。有关防治刑讯逼供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以期寻求防治方法。时值我国正在酝酿对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二次大修改之际,本文试图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以期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提供一些参考。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研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评析

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是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关键时期,此期间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有利于构造合理的诉讼结构,促进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从而更好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基于会见权特别是侦查期间的会见权对于被追诉人如此独特的价值,会见权可谓是整个刑事辩护的基点。然而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们有必要在立法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以期真正解决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难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解析

一、我国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背景及本土化进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相继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证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亟待消除。学界认为应当尽快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工人阶级政党文明视角下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否和执政能力强弱,实质反映的是政党文明建设的好坏.对应到我们党,反映的就是工人阶级政党文明建设的优劣.如果不能从这一高度来认识党的执政合法性,那我们就无法使党的执政永久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本文拟结合当前工人阶级政党文明的研究,阐述其与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试论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