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延续

中国人重“礼”,因为几千年间中国社会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为了维系这个社会制度,就得有“礼”,借以处处体现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大到官制设定,小到婚丧觐宴、穿衣吃饭,依人分等,都有规定。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足见繁琐。因为繁琐,所以古代官僚或候补官僚都要专门学习,以“礼”事上,以“礼”治下,免得举措失当,乱了规矩。今天,除了为研究古代官制及文化风习,     

贪富当知耻

古代说“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当了大官就可以有了“免死牌”，而是说大官有惩罚标准更高的“礼”。有罪有责就应该自杀谢罪。     

礼不能不吃

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过，后来就演变成“送礼之邦”和“吃礼之邦”了。有一丁点小权力的人，掌握一定权力范围的人，都可以吃礼贼肥。     

1939—1940年托派关于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争论

托派是最早关注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一个群体。他们提出了苏联是“异化的工人国家”还是“官僚集体主义”、官僚集团是“特权阶层”还是“新阶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在苏东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和学者中引起了反复的争论。然而，在判断官僚集团是否成为一个“阶级”的标准及其历史作用方面，托派又有其历史局限性。     

《唐律疏议》与犯罪预防

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认识到“犯罪预防”的重要性，《礼记·坊记》云：“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到有唐建立，唐统治者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犯罪预防之大成，建设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犯罪预防措施，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预防机制，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唐律疏议》中。本文即拟探讨我国《唐律疏议》中犯罪预防的有关问题，希望引起学者对《唐律疏议》中这一问题的研究。     

七期寄语——中国社会公共恶俗之论要

受人敦促，续写微博，于是便想到那个萦绕心头的题目——“公共恶俗之源的讨论”。当下，从官僚阶层的结构性腐败，到国民素质的集体性堕落，其颓势更不可当，换言之，尚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可以阻止这种颓势。这也是本人从事犯罪学和越轨社会学研究的一点心得。     

“礼”仪之邦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书上都这么说，老师也都这么教。 《礼记》中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是说人要以谦恭和敬畏的态度；去为人处世，与人打交道。若这样理解，“礼”，就是个好东西了。于国于民，于人于已，都是大有裨益的。     

模范丈夫唐中宗暴亡之谜

众所周知，李唐家族有心脑血管的遗传病史，唐高祖、唐太宗、长孙皇后、唐高宗统统患有“气疾”、“风疾”，这在古代都指心脑血管类疾病。正因为如此，李唐王朝的皇帝们并不长寿，李显五十五岁死亡尚属正常。     

官场年龄¨潜规则¨

在中国古代官场，打探“真年”是一大禁忌。因为官员的年龄大多造假，依靠好出身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而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则白减年龄……到了唐代，开始出现“退休”一词，如唐代散文家韩愈在《复志赋序》中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     

读者有奖评刊表

古今中外的官场或者官僚，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或群体。许多人把从政作为人生理想，中国自古就有把“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相提并论为人生两大快事。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朝政界发展，政治既是一项工作，更是一门艺术，因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官场文化。     

狠,是社会致命之病

官僚滥权的狠是一种状态,人民心生不满所造成的反抗的狠则是另一种形态——当一个社会这种狠劲大增加,它绝对不是好现象。《孟子·公孙丑上》说,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开端的基础。因此后来的人遂说"人心是肉做的",意思是说善恶乃是人类的天性,人心是柔软的。     

“密奏”得失

中国的古代有一种较为独特的奏事方式，因为奏事是在大臣和皇上之间秘密进行的，故而被称为“密奏”。     

儒家的战略文化与中国人日本观的深层

中国儒家的战略文化是建立在“仁”、“礼”、“和”三个重要理念之上的。在此理念上体现的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具有时间早、认识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两个特点。这些理念也体现在被日本误解的中国人的“中华思想”和“民族主义”以及当前对日本的看法之中。     

守住“方寸”

有个孩子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建筑都是木结构，而欧洲人却用石头造屋？” 当然不是中国人不会使用石头，也不是石材匮乏的缘故，从宫殿台基、栏杆，到乡间的石板路、石拱桥，华夏文化圈内到处都能找到石头的记忆。反过来想，欧洲建筑以石头为主也并非表示人家不懂木作手艺，更不是他们那片土地上缺少木材。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制发展史略

儒家倡导的“恤幼”思想对中国古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大致经历了“文革”前的探索时期、“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恢复重建时期及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这无疑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与成年人有别，以“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为指引，以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为目标，侧重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程序分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     

十大贪官最雷人绰号

绰号也叫外号，或者叫浑号，古已有之，并非新生事物。古代的绰号中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绰号有自己所起和他人命名两种形式，一般而言，自己所起，蕴涵丰富而含蓄；他人所命，嬉笑怒骂、诙谐幽默。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有一个有意思的绰号，而绰号也使历史名人追本溯源，绰号最早见于汉代，如严延年、郅都、董宣是三个酷吏，他们用法严酷，世称之为“屠伯”、“苍鹰”、“卧虎”；杨震因为博学，而被人尊称为“关西孔子”。     

为何说“洪洞县里无好人”

关押苏三的监狱非常有名，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县级监狱，在中国古代监狱史的研究上很有价值，因为苏三曾在此关押，现在通常叫作“苏三监狱”。苏三的故事后来被编成了戏曲，戏名叫作《玉堂春》，是中国京剧里著名的传统曲目。     

台湾地方派系问题初探

震惊全台的“新瑞都案”、“高雄市议长贿选案”两大弊案，掀开了台湾政坛的一角，让人们从中管窥到其“金权政治”“黑金政治”的真面目。“金权政治”“黑金政治”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台湾地方派系。它是在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以精英分子为龙头，依靠政经资源，主要通过行     

“二·二八”文学书写与台湾意识的自我异化——钟肇政长篇小说《怒涛》析论

对于60年前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的文学书写，近年来凸显了“统”“独”立场的对立。台湾文坛“本土派大佬”钟肇政的长篇小说《怒涛》等作品，热衷于渲染所谓“中国人”和“台湾人”的差异和对立，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官僚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的阶级矛盾，扭曲为两岸之间不同“人种”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而作者在对所谓“支那”施予全面抨击时，是以颂扬“日本精神”作为参照系的。这就成为日据时代开始形成的以“抗日”和“祖国爱”为特征的“台湾意识”，向着“亲日”和“去中国化”方向“自我异化”而成“台独意识”的一个明显事例。这种“异化”有着亲日仇华思潮在90年代以来的台湾涌动高涨的深刻背景，应引起人们高度警惕。     

谁是写“检讨书”最多的皇帝

现代人所说的“检讨书”在古代皇帝的笔下就是“罪己诏”。其实，“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论其起源，当从禹、汤开始。此后，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都曾经颁发过罪已诏。“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目的是消除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