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工人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以西北某省X市H纺织公司的一场抗争为例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产权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工人的命运.集体无行动和集体行动理论为分析当代中国工人抗争提供了两种十分鲜明的视角.集体无行动理论认为传统意识形态的灌输、工人阶级分裂性特点和政府制度性补救等措施消解了工人的有组织行动.结合发生于西北某省的一个大型纺织公司工人的一次集体抗争来观察中国国企改革困境及中国工人的抗争策略.急剧恶化的生存现实、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强化以及改制中的种种不公正导致工人的抗争运动越来越激烈,用集体无行动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实.我们认为尽管这些抗争在手段和策略上还很不成熟,尽管它离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还有距离,但它已经具备了集体行动的特点,符合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解释框架.这些抗争行动要求我们必须更理性探索劳动关系新模式,在政府、资本和劳工三方之间达成新的共识.     

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

当前,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使得许多农民陷入环境抗争之中。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产生了困境。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政府由于治理能力缺陷以及利益因素的困扰,并没有扮演好保护环境、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职责,使得农民的环境抗争由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向体制外的方式,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对象也由污染企业转向地方政府,导致治理危机在一些地方出现。解决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中立地去解决环境问题。     

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回顾与前瞻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来说，快速的社会变动使得制度构建滞后于治理需要，导致农民的利益诉求无法表达，矛盾长期积压引发了大量的集体行动。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农民集体行动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对话式的讨论，推进了农民集体行动的范武思考与公共政策设计。这里对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研究的理论前提，研究进展以及引发的相关争论作一个系统总结，并进行简单评论，希望能够对农民集体行动与整个中国农村研究以有益启示。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本分析和理性思考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为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渠道。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中的无权地位,使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甚至以上访、自杀、暴力抗争及有组织抗争等方式来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代价、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也严重影响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理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畅通农民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有效性,降低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道德理性与德性政治浪漫主义形态

德性政治浪漫主义作为政治浪漫主义的一种具体形态,主要诉求体现为:实现臻美政治愿景的主体、目标、工具、过程均贯穿着美德的主宰和迸发的内在动力,其特征呈现为主观认识的空想化、客观实践的狂热化、行为结果的悖论化。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形成与历史中的道德理性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道德理性的内核奠定了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道德理性的主张支撑了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诉求,道德理性的思维特征建构了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认识论,道德理性的行为准则供给了德性政治浪漫主义的实践模式。     

底层抗争策略的确立与变换诱因分析——对一个维权组织的持续性观察

在学界,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多从行动策略的角度出发对草根维权行为进行研究,进而得出“日常化的隐性抗争”、“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弱者的身份抗争”、“以关系网络抗争”和“以死抗争”等有关维权策略的解释框架.但通过对H市一个有组织维权个案的观察,笔者发现,持续性抗争中的维权策略是多元、复合而非单一的,特定的背景因素是诉求者确定维权策略的依据,环境因素变化直接影响诉求者的心理和行为选择,从而使维权策略也发生转变.正因如此,所以,任何试图透过单一的维权策略描述去解释草根抗争全部过程的做法都只能说明事情经过中的一个片段,无法涵盖全部内容.以跟踪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本文提出,与维权抗争相关的各种内在和外在环境形势才是促使维权策略确立或发生转变的诱因,因势制宜是草根维权抗争得以持续的生存之道.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治理路径重塑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逐步蜕变,新的个体与组织在农村涌现,新的社会关系不断形成,新的利益诉求持续高涨。转型时期,农村治理深陷于两委工作泛行政化、集体行动无意识化、多元主体缺位化、公共服务碎片化和腐败行为多频化的困境之中。探索以村民自治为制度保障,以"四化"转变为改革方向,以"互联网+"应用平台为技术依托,以多中心治理为执行机制,重塑我国农村治理路径,全方位提高我国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值得深思。     

“依法治国”也需要“以德治官”——兼论用传统德性文化培养官员的“三感”

每个人都存在作恶的倾向,因而需要力量进行制约。约束个人的心性与行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律,一种是他律。"他律"方式即依靠法律制度固然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但"自律"即"以德治官"也能够对预防官员腐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历史来看,其反腐模式并不排斥"以德治官",而且十分注重"以德治官"对于防治官员腐败的特殊意义。在"制度建设"还没有"把一切权力关进笼子"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制度并不能"把一切权力关进笼子"的情况下,"以德治官"仍然不失为"制度反腐"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从中国传统德性文化的特征、功效以及当前中国官场的实际情形来看,"以德治官"应重在用传统德性文化培养广大官员的"敬畏感、意义感、羞耻感"。     

“弱组织”状态下乡村集体行动的产生逻辑——以鄂东某村艾滋病人的集体行动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了农民集体行动的产生逻辑,即由于对政府信任的部分削弱,农民利益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叠加,且在有利的空间环境下,集体行动得以动员并最终产生。这解答了在弱组织状态下的中国,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并何以成功的问题。     

转型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

以1989年为界,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活动到由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的显著特点,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工人和农民抗争活动以具体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合法权益为诉求目标,其显著特征是“以理维权”和“以法抗争”。精英谋权和工农争利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初步形成了相互间的身份转换机制。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     

青年集体行动中的议题、身份与动员

在各类集体行动中,虽然各种参与主体均可能引发关注,但是唯一因参与者的年龄引发各界关注的只有青年群体。年龄是衡量社会经济资源以及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以青年为主要成员的集体行动,一直都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本文从两个维度来研究中国青年集体行动:一是青年集体行动的议题,即青年集体行动围绕什么问题发生?二是通过议题诉求观测青年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以及议题的论述框架所凸显的策略模式。     

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结构视角

沿着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这一研究视角,以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的二维变量,考察了北镇的村庄社会结构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镇的村庄呈现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联薄弱、经济分层日益凸显,是一种分散且分化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形塑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富人主政日趋普遍化;农民转向自我中心的个体本位,权利与义务失衡,村民集体行动能力薄弱,村庄治理陷入公共品供给"搭便车"、农民谋利型上访凸显等困境。     

越级上访:特点、成因及其治理

越级上访作为上访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直是我国信访工作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当前,我国越级上访问题比较突出,数量比较大,影响比较广.越级上访现象的出现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快速转型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公民和社会的利益诉求与现有信访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治理越级上访,应实现现有信访制度对民众利益更大的包客性和平衡性.     

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时下,有些基层干部把农民上访视为洪水猛兽,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陕西扶风县法禧村3位村民被抓就是典型的一例。 农民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对农民上访中提出的问题,各级政府都应认真听取,能够解决的应立即给予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也要耐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公民伦理观内涵的"近代转变"——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启示

公民伦理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其将公民的伦理界定为自身的德性，而这种德性就要求主体自身不仅把它作为目的或手段，且是要以自身为其追求的一种自我完满性的活动，但是受人本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发展的影响，这种德性逐渐转变为主体自身的一种在价值上的确证化过程。这种人本的回归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其巨大的意义，但由于价值的多元性导致了价值确证化的不稳定性，进而导致伦理观上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的凸显，而这种矛盾冲突对于解释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有导向性的意义。     

村庄公共事件中的农民价值观念分析

近三年来,在村庄公共事件中,农民的民主、公正、信任、效率等价值观念进步明显。通过问卷调查、观察走访和深度访谈发现,农民的民主诉求日趋强烈,但形成完善的民主机制尚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持;农民一视同仁意义上的公正观先行,可能催生公正的制度安排,亦可能伴生特殊的公正观甚至调动不满情绪;农民对政府和村两委的整体信任度呈上升趋势,但认知与期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农民的效率诉求日增,但效率的实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农民价值观念多元、分化甚至冲突的背景下,亟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提升群体凝聚力并促成集体行动。     

反腐新思路：坚决反对腐败文化

把腐败理解为特权者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显然是把腐败的主体(腐败者)狭隘化,在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着许多“官场腐败”,还有大量的“大众腐败、平民腐败”,“大众腐败、平民腐败”的蔓延和恶化使腐败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腐败行为,而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思维定势、大众心理,即腐败文化。本文接着论述了腐败文化的巨大危害,并提出了反对腐败文化的主要措施,从而为我国的反腐败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代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问题研究

在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转型时期,我国农民利益表达呈现出比较规范化、程序化的基本趋向,有序利益表达的格局逐步形成。但是,受自身主体性条件、国家制度供给和保障以及基层政府传统治理体制和方式的影响,越级和集体上访、群体性申诉、"庇护型"诉求表达等非制度化参与现象也很普遍。为此,应切实从利益表达的主体、客体、制度和载体等层面构筑起一个公平畅通的利益表达和博弈平台,引导、规范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