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行政问责缺失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明确公务员问责权责界限，构建和完善与问责制相关的法律，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明确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强化异体问责，实现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是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完善行政问责制需实现3个突破

由权力问责转为制度问责。要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追究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应界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政府行政信息应透明化；健全行政问责程序；强化责任追究.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来信解答

问：我省快速启动行政问责机制有哪些规定？ 答：为提高行政问责的实效性，从今年8月起，我省实施快速自动行政问责机制。省政府规定：对省政府所属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给予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等问责方式的，南省监察厅作出问责决定，并报省政府备案；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问责建议的，     

北京：让“太平官”“逍遥官”无处遁形

近年来，随着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处理中行政问责工作的开展，社会对行政问责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日前，《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形成。《办法》向行政机关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扎实等问题果断“开刀”，规定的问责范围不仅仅是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还覆盖了行政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授权和委托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     

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视阈下的行政问责制新探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塑造问责文化、理顺政府职能、强化外部问责，同时建立起我国的“问责督察体制”，真正形成问责合力，完善行政问责制。     

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行政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在新世纪新阶段,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加强人大对各级行政的问责,强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力度,健全与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畅通公众对行政问责的渠道,借鉴国外问责有效治理方式。     

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面临着行政问责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诸多困境。应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强化行政问责的动力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并学习和借鉴国外有关行政问责的先进理念与做法,使行政问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关于问责制的几个概念问题

问责的依据——今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们党对负有决策和领导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临时性法规，也是重要依据。在此之前，一些地方政府也曾出台过相关的行政问责法规，把责任追究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由于各地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因而引起很大的争议。     

十四年探索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渐入佳境

从1995年“责令辞职”出现，到2003年“问责风暴”兴起，再到2008年“行政问责年”的高潮，干部问责经历了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的历程。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的机制创新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是实现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公共管理的基石。创新我国行政问责,必须要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通过建设问责文化、扩大信息公开、健全问责程序、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等途径,不断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行政问责的监督力度,确保问责结果公平公正。     

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比较分析

要理清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理清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问责的价值目标、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四个方面对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进行比较分析。     

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分析视阈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新政"已经在我国出现并运作,但还远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支撑体系,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因此,尽快制定并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于完善行政问责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的类型与程序六

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既有其共性,又有不同。美国的行政问责制主要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选民问责。法国、英国的行政问责制大致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日本、德国大体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总的来讲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搬用,但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对建构和完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责制还是有某些启示意义和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