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与调整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基本上完成了当初制度设计任务,当前对农业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诱导性的制度需求已经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变迁方向;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为之提供了经验积累;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农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基础比较扎实;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使农业整体制度改革跌入了制度供给陷阱,农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与日俱增.     

农业强制性制度供给滞后与制度变迁方式的调整

本文首先分析了农业强制性制度供给滞后的表现,其次仔细分析了强制性供给滞后的根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强制性制度供给的策略、原则及具体的制度改革的思路.     

略论医疗卫生规制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约束

由于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均存在外部性,只有强势利益集团的制度私人收益大于私人成本,或者说制度的私人净收益大于零,该利益集团才有动机推动制度变迁。强势利益集团的成本收益约束,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效率。     

中国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政府和民众两个制度变迁主体博弈的结果,核心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在国家、集体、农民间的再分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制度变迁的一致性,改革中期农村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改革陷入停顿期。对这一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区的政治决策框架,其本质是壮大农民权力的过程。推进下一步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任重道远,需要重新界定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农村社区、农民之间的权力分配,调整和优化农村社区内部自主发展的政治经济架构,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原因及其趋势

制度经济学从广义上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都称为交易活动。它包括了人们在市场上交换商品的交易活动 ,也包括了一个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这些活动必然要耗费人类的各种资源 ,“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阿罗）。节约交易费用以获取制度外收益 ,是制度创新活动的根本动力。本文将在交易费用的分析基础上 ,对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的轨迹及其动向作出基本性的描述。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次伟大的农业制度变迁《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论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

本文对文化与制度的互动进行了论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文化与制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说明,文化与制度是相通的,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极强的。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文化与制度,尤其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变迁或制度变迁是在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中演进的。文化变迁也好,制度变迁也好,在许多情况下若缺少了相应的文化与制度动因,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地制度改革失败之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初级行动团体(资产阶级)从近代中国土地制度非均衡状态中预见到土地制度变迁的潜在的利益,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变革方案。然而,当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次级行动团体在强制性地推行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因为其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偏好、官僚机构问题、集团利益的冲突等因素,使土地政策、法规在制定中偏离方向,在执行过程中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土地制度改革在实践中最终失败。     

浅析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

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历程的大致回顾,较详尽地分析了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的制度缺陷,并归纳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的特征,提出了若干制度安排的建议。     

制度变迁理论评述

纵观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基于供求分析框架和寻找心理认知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前人理论成果做一梳理,并分析现有理论解释现实的成功与不足之处,指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公务员法的廉政制度分析

公务员法是规范公务员从政行为的基本法,其颁布实施,对推进我国廉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监督约束保廉"和"激励保障促廉"是公务员法廉政制度设置的突出特点.本文从这一特点切入,通过对公务法内容的梳理,勾勒了公务员法廉政制度的概貌,并对每项制度的含义和廉政功能作了简要分析.     

基层扶贫"微腐败":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于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框架

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基层"微腐败"直接影响着扶贫成效乃至农民的获得感,成为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基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在多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扶贫任务繁重的背景下,信息拥堵、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引发了政治交易成本,同时诱发了"微腐败"问题。要改变这种政治效率低下、"微腐败"高发的状态,就要找到降低政治交易成本的方法。研究表明,可以从建立承诺机制、引入差异化竞争激励机制、完善乡村治理规范体系以及建设大数据共享平台等四个方面解决基层扶贫"微腐败"问题,提高精准扶贫成效。     

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评析

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具有后现代性、两歧性和不合时宜性等特点。从其思想旨趣上看,这种政治哲学追求“不同地思考”,即哲学上追求与独断思想和同一哲学不同的游牧思想和差异哲学,而政治上追求与国家权力不同的欲望权力和游牧权力,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从其思想风格上看,这种政治哲学追求思想试验,因此概念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两歧性;从其思想效应上看,这种政治哲学因其与尼采哲学的关联性、彻底的反历史性、以及在主流哲学话语阴影下的边缘地位,决定了这种政治哲学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哲学。     

中国农业补贴制度与农业经济安全

农业是关系一国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农业经济安全与国家整体利益紧密相关.而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扶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不论从农业补贴制度的法理依据、价值目标,还是从其在利益平衡中所发挥的各种机制来看,都蕴含着维护农业经济安全的内在要求,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农业经济安全的视角,剖析中国农业补贴制度,并提出相关重构建议.     

东亚人民币化的收益-成本分析

东亚人民币化不仅将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及其相关的铸币税收益,而且作为国际货币的人民币,对国际储备、国际交易、国际结算领域产生积极深远影响,全球将因此获益。对于中国自身来讲,人民币替代东亚其他货币不仅为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条件,而且从中可以获得其他巨大收益。东亚人民币化的收益将大干成本,东亚人民币化具有它的可行性。     

日本政治右倾化探析

2002年4月21日上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置中国及亚洲近邻和日本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再次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继小泉之后又有88名国会议员(“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成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右倾化背景。本文旨在与读者探讨和分析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现状、原因及其对东亚主要国家的影响。     

控制政府决策成本的路径分析

控制政府决策成本必须以正确的政绩观为导向,体现综合性的特征,确立成本指标,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绩效评估体系;要通过提升决策方法的科学程度、实施政府决策的全过程评估、扩大决策主体的民主参与程度和完善决策程序的法制程度来推进政府决策的规范化进程;通过加强决策方案制定过程、决策执行过程和决策追踪修正过程中的约束机制,来加大对决策成本约束的监督.     

变革世界中的稳定与秩序探析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处于变革转换之中,世界形势动荡不安,这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无意中形成的“长和平”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冷战后形成了由美国一极主导的世界秩序,但是这种一极秩序是极不牢固的,受到了正在形成的多层次的多极秩序的挑战。这种多层次的多极秩序的形成要达到稳固的程度还有赖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和国际道德三个因素的良性互动。     

福建省职业结构变动的特点分析

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章从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教育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来分析福建省职业结构变动的特点。当前福建省职业结构变动呈现出五个特点: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带动职业结构的趋高级化;职业分布与行业特性存在高度相关性;所有制类型的多样化带来职业类型的多样化;城市化特征的差异带来职业结构的差异;职业结构与人口教育水平层级相关。     

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分析

文章从制度方面着手,通过对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创新及其制度内涵的分析,揭示了农业产业化的根源在于原有制度内部力量的积累和新的有利的外部经济机会的产生。文章强调了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对农业产业化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制度环境关键在于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