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规定》的困境及其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法院系统开始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这一改革是以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为切入点而逐渐展开的。由于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触及这一核心的改革立即就产     

《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完善民事证据制度的若干设想

证据制度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对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20多年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主线。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果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的贯彻施行，也为改革和完善相关证据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     

《民事证据规定》与民事证据规则的修订

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九年的情况看，该规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那些被证明为既符合民事诉讼的规律，又契合我国国情，取得良好效果的规定，自然应当把他们上升为立法，如关于当事人申请法院收集证据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的规定、调解或和解中自认效力的规定、证明妨碍的规定等。     

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影响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我国证据制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对完善我国证据制度提出了如下建议：借鉴英美证据法的排除规则，对收集证据的非法手段和合法方式予以明确界定；强调和保证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完善举证时效制度和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制度；重新认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关系，确定“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原则，合理地运用自由心证主义     

民事诉讼体制转型中的《民事证据规定》

一个法律规范的社会评价如何,其主导方面就是要看该法律规范是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否积极地调整了某种社会关系,使其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在调整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关系方面无疑是积极、充分地反映了民事诉讼发展的需要。从民事诉讼实践的基本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证据规定》施行二年之际,笔者并不打算从该制度运作实效角度来分析和评价《证据规定》,作为从事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工作者,笔者试图从诉讼体制转型的…     

《民事证据规定》实施效果的实证考察与分析

增加事实认定的透明度,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关系到司法公正、司法廉洁等重要法制问题,还影响到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与满意的程度,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带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及法律调整》课题组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组织了涉及北京市、     

《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68条之法律疏漏

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68条为：“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本文肯定此举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基础上进步的同时，又指出其对非法证据范围界定过宽之疏漏，在保障隐私权与保障发现案件事实的真实之间的界限上没有表明立法态度，不利于司法实践。最后借鉴域外发达国家的证据规则，以求弥补《规定》68条之不足。     

关于“新的证据”定位思考——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新的证据作为证据失权规则的例外情形，其范围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等八种情形，其外延不宜再扩展；新的证据有别于补充证据，其性质只能是举证时限制度的补缺，它的提出与被采纳，理应符合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新的证据的存在与适用，符合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理念，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程序的反复和启动，波及了程序的安定性，为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判效率化要求与诉讼程序、制度非效率化操作相脱离的二律悖反现象。两害相全取其轻，允许新的证据提出与适用，非民事诉讼之良态、常态。     

我国民事证据的认定规则及其模式选择

在证据的认定方面 ,职权主义模式侧重由法官根据证据方法自由裁量 ,当事人主义模式则用证据认定规则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面临着在立法体例、证据认定模式和辩论原则改造之间作出选择。在目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 ,有必要对现行的证据认定规则从可采性和排除性两个角度予以整合。     

略论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全面规定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质证、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程序和证据的审核认定以及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等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新规定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对于检察机关提高民事抗诉的质量、强化监督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论《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及大陆法和普通法的融合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在法官职权、法院地位和对待先例的态度上都与大陆法法系的基本特征一致，而这些特征又是大陆法系同英美法系的区分点，在当今大陆法和英美法互相融合的潮流下，我国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建议稿）正是融合的标志，这部《统一规定》在证据规定、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中都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与德国、日本等国家仅仅就审判程序的改革相比，《人民法院同一证据规定》在证据规定方面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本文作者认为，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相同的规定在不同的环境下将演化出另样的甚至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但是《统一规定》对“公正和效率”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毫无置疑的。此外，《统一规定》在试用阶段的考察和改良无疑将增强融合后的可行性。     

中国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统辖遵从关系

我国即将通过的民法典包括一千二百多个条文,采取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是立法体系化和科学化的结果,具有既节约立法成本又方便学习贯彻的优势。从民法发展历史来看,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这种体例模式有其必要性和科学性。在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体例下,我国民法典总则编集中体现了立法者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民法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充分贯彻了民法基本科学原理,对全部分则的规定具有统辖作用。解决民法典庞大的规范和制度群之间的体系逻辑问题,指出总则与分则之间分工合作、统辖遵从的逻辑关系,提出以总则编作为民法典整体的思想基础、规则效力基础、法理解读科学性基础,是理解民法典体系的关键,亦有助于澄清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两步走"规划的特殊背景下,民法典分则一些编章编纂过程中出现的轻视甚至脱离民法典总则编规则的法理混乱。     

民法总则规定民事责任的必要性及内容调整

《民法总则(草案)》第八章规定“民事责任”是必要的,并非由于《民法通则》统一规定民事责任规则不成功而否定民法总则规定民事责任的必要性,而是对于民法分则各编均须规定各自的民事责任而抽象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且为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权利-义务-责任”逻辑关系的必然体现.草案规定民事责任的11个条文基本上是好的,逻辑关系清楚,多数条文的设计适当,但也存在较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内容上的调整.     

民法总则应如何设计民事责任制度

《民法总则(草案)》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违反了民事责任的质的规定性,有些也与过错责任原则不匹配,可取的方案是将其作为民事权利救济的方式.合同法将减少价款、退货作为违约责任的方式也不科学,《草案》未把它们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加以规定是合适的,应予坚持.民法总则应全面承认各种民事责任,包括缔约过失责任、不履行单方允诺所生义务产生的民事责任、不履行不当得利返还的民事责任、不履行无因管理关系中义务产生的民事责任.履行责任、返还责任、保证责任等虽然名为民事责任但实则系民事义务的情形,不得归入民事责任的制度之中.旅游、观看演出等合同中,旅行社等义务人违反义务的确造成了旅游者的精神损害的,应当成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应纳入违约责任之中.关于民事责任的方式合并运用,应当采取“前款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运用;在符合构成要件并不违反公平正义的情况下,也可以合并运用”的表述.责任竞合制度应在几个方面完善:在违约行为侵害固有利益且不得重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可以发生债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基本上是赔偿责任的竞合,承认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与一般违约责任的竞合,以及产品瑕疵场合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可用法律明文或规范意旨限制责任竞合.     

民法典分则编纂建议——意定“动产担保物权法”部分

随着《民法典总则》的全文公布,学界对其编纂的研究将暂告一段落.民法典分则的编纂因迫于“时间表”的倒排压力被随即提上议事日程 对民法典分则的编纂,有一个总的思路就是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秉持“非改不可、非删不可、非增不可”①唯独对其中的意定动产担保物权部分,则应属另类而别论,是“动大手术”还是“动小手术”,需要我们放眼世界、着眼未来,拿出决断 从我国意定动产的物权的立法现状看,从世界意定动产担保物权的立法发展来看,当是立足中国实际,应以“动大手术”为择.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与证明

本文试图把证据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加以结构化、体系化;结合认识论和程序阶段两个角度,对证明的过程及结构进行深度阐释,并为了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而将这些内容归纳到某个模式图中。本文不强调定义的精确和理论的新颖,而着力于尽可能紧扣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具体场境,去尝试较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新《民事诉讼法》司法鉴定立法的进步与不足——对新民诉法涉及修改鉴定规定的几点认识

新修订的刑事、民事两大诉讼法,均于2012年1月实施.其中关于司法鉴定规定的修订和增加的内容较多.新民诉法关于鉴定的新规定较新刑诉法具有条款更多、内容更具体、更有突破性的特点.从鉴定理论与实务角度,侧重论述新民诉法关于鉴定立法的五大进步——鉴定启动程序的控制、鉴定人资格的限定、鉴定人出庭作证条件的放宽、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的两种严重后果、当事人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任务的加重规定的立法依据和创新意义及实施要点.同时,也从执法层面探讨民事诉讼中鉴定立法的六个不足,比较细致地阐述不足的依据所在,设计了制定司法解释的具体措施和执法应掌握的要点及今后修法的建议.     

关于民法典总则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应当采取分步走的方式,首先进行民法典总则立法。民法典总则立法不能采取修改补充《民法通则》的方式进行,应当重新立法,也不能以制定民法典通则代替民法典总则。民法典总则的体例设计应当采取总则加实质序编的"大总则"模式,不能以序编代替总则,其逻辑构造应当以权利为主线。     

论民事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也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电子证据将广泛应用于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而在电子商务中确定交易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合同单证都采用电子形式。认真研究电子证据的特点和规律,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民事证据契约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契约是诉讼契约的一种,是当事人双方在证据采纳和采信方面达成的约束法官心证或者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合意。证据契约的种类较多,大致分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契约、证据能力方面的契约和证据证明力方面的契约。学界基于自由心证主义对证据契约的效力多持严格限制态度。证据契约不仅有辩论主义和处分权方面的正当性,还有其他有利于当事人的价值利益。决定证据契约的效力,应当委诸于法官根据利益衡量原则进行判断,尽量认可其效力,以彰显当事人主体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