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主体更为主要的是国家。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尽管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也必然具有社会相关性。故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关注源于国家、特别是国家政治性要素的内在规定性路径,同时也不可忽略国家本身之外的诸要素所演化而生的社会相关性路径。从内容上来看,内在规定性路径包括国家的权力结构、民主制度和机制、政党、法治等等,共同构成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就是由国家制度的运行所内生的。社会相关性路径包括共时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历时性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等,它们既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得以产生和运行的基础性要素。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内在规定性路径和社会相关性路径的有效配合下才能实现,而要达成二者的协调配合,应当发挥内在规定性路径的主导作用,注意其进程的渐进性,并保持与外在性路径的适度分离。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复合型协同治理及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了治理概念区别于西方治理概念的新内涵,也建构了协同治理鲜明的理论和实践特色。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复合型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复合特性主要包括"中心+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结构性复合、协同治理外延的"属"+"种"应用复合、协同治理类型"内部协同+内外协同"的系统性复合、协同治理实现路径"制度化"+"效能化"的整体性复合等。在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协同治理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也面临一定挑战。在路径上,应紧紧围绕治理现代化建设加以实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中,完善协同治理配套制度,推进协同治理走向制度化;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立足机制建设,提高协同治理相关制度执行力;坚持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优化促进协同治理活动生成和实现的条件和环境。     

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与实现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治理现代化势在必行。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民众参与、国际合作等多重要素。本文认为,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包括政策法规的完善、智能化技术手段的运用和高效参与机制的形成,以及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变革,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包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监管体制、进行生态科技创新、推进民众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新时代的生态治理现中,仍面临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问题,这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差距;新阶段的生态治理现代化中,我们需要加强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落实生态责任制,强化生态治理的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治理的公众参与,推动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针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重构治理逻辑,在充分考量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状的基础上,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技术、治理效果等角度探究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服务、协调等作用,破解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困境与难题,探索构建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六化"(区域化、多元化、分类化、民主化、专业化、法治化)路径。     

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层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商民主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价值诉求契合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的。协商民主凭借其平台多样性、参与广泛性、过程包容性和程序规范性的特征,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确保协商民主真正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切实需要可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措施,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基层治理现代化”笔谈

正[导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亦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显现出来,迫切需要学术界做出理论回应。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推进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强顶层设计的现实需要,是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保障,是协调推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根源于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表现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由执政党主导、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基础上自上而下推行。而在具体路径上,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战略抉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一次重大的时代性转向和最新发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律权威的信仰,建构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多元互动合作的现代共治网络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节点。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必将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全面促进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街头治理现代化:路径与挑战

正据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1.27%,该年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2017年城市化率更是接近60%,这意味着中国已是名符其实的城市国家。亨廷顿有句名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注文1】。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堪称世所罕见。进入21世纪以来,街头冲突虽时有发生,但街头并未成为滋生动荡的温床,中国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保持了高度稳定。中国城市化的经验在某种     

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推进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的概念。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内涵,选择适当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以法治化为根本要求,完善相关立法、推进全民守法、严格规范执法;以系统化为基本战略,处理好打击与防范、现实斗争与基础工作、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以社会化为必由之路,抓住平安建设契机、运用市场化手段、建设社区警务平台;以信息化为有力支撑,用信息化支撑基础工作、警务决策和警务实战。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