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     

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不能满足秘密侦查实际需要,为规范和控制侦查权、保障人权,为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接轨,必须对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范围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可采取两种立法方式:一是宪法和刑诉法授权侦查机关各自单独立法来规定秘密侦查行为;二是在刑诉法中将所有侦查机关的秘密侦查行为共同加以规定。同时,应明确规定秘密侦查行为的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审批原则;规定秘密侦查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案件;规定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批准主体和监督主体、实施期限和延长程序,以及秘密侦查记录的销毁制度;规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论我国复合型检警关系的优化

随着我国现阶段侦查程序存在的种种弊端逐步显现,关于检警关系的争论日益激烈。依据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主要承担诉讼监督与提起公诉两项诉讼职能,这决定了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发生关系,即我国的检警关系是一种复合型关系。在这一定位基础上,完善我国检警关系就必须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并指导警察进行侦查取证,以实现刑事诉讼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目的。     

论我国刑事立案程序之完善

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初始程序,它标志着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追诉的正式开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程序规定为并列于侦查程序的独立程序,但是立案程序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从侦查启动的固有特性来看,我国应将立案程序并入侦查程序予以规定,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立案程序的监督。     

论“程序分流”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构建

在我国侦查阶段建立“程序分流”制度不违背诉讼公正原则,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也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发展趋势。我国侦查阶段“程序分流”应注意构建其决定主体、监督主体和参与主体;规定严格的程序以保证该措施不被滥用;确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和内容等。     

侦查机关“不得夜袭”实施强制措施论——以《行政强制法》对夜袭的限制为出发点

＂不得夜袭＂的规定是行政强制法的一大亮点,违法夜袭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重大侵害,并违反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法治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应借助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对刑事侦查强制措施＂不得夜袭＂进行规定。其内容包括侦查机关违法实施夜袭应承担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后果,并对特定情形下侦查机关实施夜袭的条件和程序进行规定,以及侦查机关违法实施夜袭后应给予当事人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双重救济途径。     

从侦查模式谈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侦查模式的选择 ,直接关系到不同国家侦查程序中各种具体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其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各国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确定。就英美法系而言 ,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观支持下的弹劾式侦查模式 ,就大陆法系而言 ,其是职权主义诉讼观所支持的审问式侦查模式 ,我国侦查程序类似于纠问式侦查模式 ,也即选择了两方组合的结果模式。我国侦查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是与“重结果 ,轻程序”的程序价值观密切相连的。构建科学侦查模式 ,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几个方面。     

宪法的精髓应当是保障权利

一、宪法其根本法的特征、民主制度的构架,落脚点都是为保障权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从政治内容来说,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从阶级实质来看,宪法无非是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然而,我们再深究一下这些基本问题,就会发现:无论是宪法规定其本身为根本法,还是确立民主制度,抑或反映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其落脚点都是为保障权利。 我们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主要是从内容、效力、制定和修改程序以及实施监督等方面与普通法律不同而言的。而为什么要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又规定制宪的特别要求和严格的修宪程序,就是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表明了权力的源泉,规定了组织政府的基本原则等。在我国,宪法还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重大的经济方针与原则。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问题。而设立国家机构是为实现一定的国     

浅论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而我国在此方面没有相关立法规定 ,实践中律师和侦查机关常因此发生冲突。建议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同时应在法律中对调查取证权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必要限制。     

中德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中德两国的侦查制度各有特点中国侦查机关的单一系统有利于侦查部门的协作配合,侦查效率高,德国侦查机关的两个系统侦查权限不明,侦查效率低;德国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有权强迫检察官起诉,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中国侦查程序规定被害人有权申诉,给予被害人的权利比德国小;德国侦查强制措施限制的范围广,注重的是使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措施和非强制性措施面前都能得到有效保护,中国的强制措施只限于对公民人身权利的限制,注重的是运用措施收集证据;德国的非法证据限制排除原则,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中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未作规定,容易导致司法部门各行其是;德国的强制证人作证制度,有利于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中国不能强制证人作证,既浪费人力、物力,又不利于侦查.比较中德侦查制度的异同,吸收、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     

论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调查权的范围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司法体制、检察机关的任务、司法资源;调查方式包括:案件受理权、直接调查权和间接调查权;从调查手段看,调查权分为一般调查权和强制调查权.调查权是各国检察机关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力,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尤其必要,这是由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决定的.     

侦查权问题探析

侦查是刑事诉讼大厦的基石 ,它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中 ,非侦查机关、非侦查人员行使、干预侦查权和侦查机关放弃侦查权、滥用侦查权、超越侦查权的现象仍然存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内容的合法性     

胡乔木与“八大”党章的修改及党章报告的起草

1956年9月26日党的八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党在执政后面临的一系列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都在＂八大＂党章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贯彻。修改党章的工作是从1955年9月开始的。作为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胡乔木全程承担了修改党章和起草党章报告的任务,先后多次出席中央会议。按照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指示,会议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意见,对党章进行了多次修改。     

侦查监督制度之比较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侦查监督制度相比较,在侦查监督主体、侦查监督的权源、侦查监督范围等有明显的不同.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的框架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仍然相当粗疏,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建立刑事案件报案制度、将提前介入制度化、建立检察引导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     

谈侦查法律规范的完善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法律规范仍然有一些问题,应当按照侦查权力"充分但有限",侦查行为"高效而规范"的要求,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侦查法律规范.     

谈警察规劝性言语的得体性

得体性原则是修辞学重要的原则,也是评判交际言语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警察使用的规劝性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使用,属于言语活动的范畴,它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规劝性言语具有可接受性、向善性和艺术性三个特征,得体的规劝性言语必须遵循四个原则,即:合境原则、言语与交际对象协调原则、礼貌与诚信原则。只有把握了规劝性言语的这些特征和原则,才能较好地完成规劝性言语交际活动。     

1978年宪法在人权保障中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

1978年宪法基本上保持了1975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的精神,恢复了一部分被1975年宪法所取消的195 4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规定了一些新的宪法权利,为1982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奠定了法律基础。1978年宪法,在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历史性地位不容忽视,其制度意义不容否定。     

论侦查制度移植

侦查程序的改革必须兼顾侦查效率与保障人权，不存在何者优先。对旧制度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构建新的制度的前提是社会有实施该制度的共识。砌筑平衡侦查效率与保障人权的观念及基础是当下的关键。     

反渎职侵权实务研讨

反渎职侵权工作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渎职侵权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复杂性.实践中,要善于主动发现犯罪,明晰侦查思路,选择恰当的突破口进行审讯.反渎职侵权工作应朝着侦查机制一体化、合力攻坚专案化等方向发展.     

建国初期党的民族政策在贵州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系列建构，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经济上，发展少数民族贸易，无偿发放农具，减免农业税等；在文化上，扶持少数民族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发展。除此以外，还正确处理少数民族纠纷，实行民族政策检查，等等。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广大少数民族大众深深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