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本退出机制的思考

公司资本退出是股东权保护的底线,但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以及对资本流动价值、公司团体性等认识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退出之功能的实现。将资本退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归纳具体的退出方式于统一的退出规则之下,是确立和巩固其法律地位的必然。尽管资本退出仅是股东自我保护的最后手段,但退出机会的提供以及退出利益的保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公司资本制度的原理、演进与司法新课题

我国《公司法》2013年修改前,公司资本制度是以注册资本为核心、净资产的变化受注册资本管控和检验的规则体系。2013年《公司法》的修改对公司资本形成设定了新的规则。新资本规则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原先以注册资本为核心的公司运营及债权人保护理念,更为务实地在公司自由经营与债权人利益保障间选择了新的平衡点。资本形成规则改革既是整体资本制度改革的先声,也为资本理念发展和资本法律体系协调完善提出了紧迫要求。当前,应当结合新的资本理念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及周边法律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公司资本司法审判的新方法。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律建构——基于公司双重资本制

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为出资物入股公司节省了交易成本,具有经济合理性.然而,由于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担负社会保障功能,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与现行公司法资本制度和治理制度在一定程度具有不相容性,因此,有必要对其采用特别规则,包括:公司双重资本制、农户股东退出制度、保障农户利益特别分红制度和农户股东特殊表决权制等以确保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顺利流转和资本化.     

新《公司法》的资本公积补亏禁令评析

资本公积不得补亏是2005年《公司法》对资本公积规则的重大变更,与此次《公司法》修改放松资本管制的基调颇不和。资本公积的构成主要依赖于公司财务会计规则的界定,但其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则是公司法中的命题,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构成了资本公积补亏的法律约束条件。然而为实现证券监管之目的,新资本公积规则不仅逾越了公司法的功能边界,而且忽略了其自身的基本逻辑。1993年《公司法》缺乏对公司理财行为的关注,客观上为公司财务操纵提供了一种庇护。2005年《公司法》则走到另一个极端,剥夺公司财务运作上的自主权。证券监管思路的调整与会计准则的修改将完全消解新《公司法》资本公积补亏禁令的存在意义。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

本文主张全面修改《公司法》 ,认为新《公司法》应在坚持公司法人性、营利性与社会性的同时 ,抛弃社团性 ,承认一人公司。建议扩张公司自治空间 ,废除公司经营范围制度 ,重视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的效力 ,对各类公司一律采行登记制为主、审批制为辅的设立原则 ,允许公司选择法定代表人的一元化或多元化。主张引入授权资本制 ,改进资本维持原则 ,放宽对股东出资形式的限制 ,适度调整资本减少限制原则 ,原则上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原则。建议由公司章程选择单层制或双层制 ,从多角度完善股东大会运行规则 ,扩张董事会经营权限 ,健全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 ,将监事会确定为董事会上位机关 ,经理职权不应由立法列举 ,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应予确认。本文认为 ,外资企业立法应与公司立法并轨 ,并呼吁新《公司法》要求法院和仲裁机构积极受理公司法未作规定或规定不明的公司纠纷案件。     

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

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引发了对现行抽逃出资规则的普遍质疑,也进一步强化了以"侵占公司财产"取代"抽逃出资"概念并追究抽逃出资股东侵权责任的改革动议。然而,从公司财务结构看,股东抽逃出资包括侵占公司财产与增加公司负债两条路径;诉诸于侵权法更忽略了禁止股东抽逃出资是公司法最古老的理念以及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要义。由于我国《公司法》缺乏股东—公司间资本性交易的规则框架,导致最高法院抽逃出资司法解释的不周延;它与《公司法》下分配规则的疏漏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实践中抽逃出资问题的困境。摆脱困境不在于抛弃抽逃出资概念或诉诸侵权法,而应重构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基础。     

中国公司资本制度体系化再造之思考

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在政策引导下不断放松对前端的管制,忽视对资本制度后端的配套规则构建,导致资本制度体系不协调.资本制度体系化再造的理纲仍然是资本三原则,但对资本三原则内涵与功能的理解应当与时俱进.公司资本承载着保护债权人与构筑公司独立人格的双重功能,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资本制度前端的全面认缴制,应当限制认缴期限,完善加速...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最新发展——《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之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为设立公司、确认出资、划分股权等提供了重要规则。但是,其在诸如发起人的定义方式和范围、对违法出资的处理、合同义务的承继、债权人对公司股东的请求权基础、"善意"、"实缴"等概念的诠释、排除诉讼时效限制等方面发展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疑问。因此,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解读,对我国公司法的理论和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司减资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减资规则,既关乎公司资本安全、债权人保护,又关乎股东平等与公司自治。我国《公司法》上的减资规则面临两重困境,一是因法律漏洞引起的同案异判困境;二是《公司法》的修订解除了对公司资本制度的大量管制情况下的体系协调困境。减资规则系统性的变动,有资本维持路径与偿债能力测试模式两种方案,《公司法》的修订延续此前的法律逻辑选择了前者,并对违法减资法律责任、形式减资、非等比例减资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虽然具有显著进步,但仍是未竟的转型。沿着《公司法》的理念,减资规则在法律适用中应当从严解释实质减资规则,从宽解释形式减资规则和非等比例减资规则。从制度完善的角度而言,减资规则应在继续秉承资本维持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偿债能力测试模式之优势,通过赋予董事会在特定减资事项上部分决策权限,以偿债能力声明机制改进减资通知机制等具体举措,实现减资规则的系统性“升级”。     

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

从立法、司法乃至整个学理 ,中国公司法都表现出鲜明的资本信用的理念和相应的制度体系。但事实上 ,以资本为核心所构筑的整个公司信用体系不可能完全胜任对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保护的使命。决定公司信用的并不只是公司的资本 ,公司资产对此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方向是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从法定资本制到授权或折中的授权资本制。为此 ,应对最低资本额、股东出资、资本缴纳、股权退出机制、公司转投资、股份的折价发行禁止、股份回购禁止与限制及与资产信用相配套制度的其他公司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     

简论入世后中国外资并购的立法应对

外资并购将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需要重视和研究入世后我国的外资并购，并作出立法应对。近年来，我国外资并购的迅猛发展得益于相关立法的支持。适应外资并购的发展，需要对外资并购运作方式及相关事项作出立法规范。我国外资并购中涉及的反垄断调控，急需有法可依。入世后，WTO规则涉及外资并购的重要事项，要求事先存在相关的立法，需要国内立法的及时补缺。     

中国创业风险资本来源法律问题探析

资本运作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与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原动力,而创业风险投资更是国际资本运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国面临着如何建立适合国情的创业风险投资法律环境架构,通过调整风险资本来源加速中国创投产业发展的问题。文章从分析风险资本的来源出发,指出中国及美国创业风险资本来源及结构的差异,探讨了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导致社会资金进入创业风险投资产业的困难,从而造成资本来源受限并在结构上形成以政府或外资为主导的状况。因此,适度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调整中国现有风险资本来源与结构问题,就成为加速完善中国创业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信托的功能--资本运营视角下的探析

资本运营是现代社会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 ,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促进资本运营就成为现代商事法制重要目标之一。在公司制和代理制下的资本运营都存在交易成本比较高的弊端。相对于代理制而言 ,信托制度提高了资本运营的效率 ;相对于公司制而言 ,信托促进了资本运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 ,在资本运营的视角下 ,信托的经济功能就在于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提高了商业效率。信托的功能在企业资本运营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并表现为多种灵活的形式。     

论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农业资金形成

政府的农业政策对农业资金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各级政府应明确农业政策体系目标，把握在改革和发展转轨过程中影响农业资金形成的主要因素，改革农业资金的形成方式，通过制度的方式来规范和保证政府农业资金的来源。应根据各级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责任、职能和作用，决定其农业资金投入的方向、内容和形式，从而保证农业资金形成机制的稳定运     

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这种立法现状在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几乎注定了其被悬置的命运。完善我国的赦免制度,首先要从实体上丰富赦免的种类,包括大赦、特赦、赦免性减刑和复权四部分。其次要从程序上予以完备,以保证赦免制度的规范运行。在特别赦免中,死刑案件特别赦免程序值得专门研究。关于赦免的立法模式,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制定一部专门的《赦免法》,明确赦免实施的各项实体和程序条件,比较科学可行。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与美国的死刑陪审团制度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是美国死刑量刑制度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判例,自该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陪审团在量刑中的无可替代的法律地位,即量刑中加重情节必须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加以认定。该案的背景情况以及法律争议在美国死刑程序中极具代表性,对法官独立量刑州以及混合程序州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机构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深远的影响将极大地改变美国死刑制度的未来发展。     

论WTO规则与中国外资法的修订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对中国外资法提出了挑战,三部外资法的修改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这种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及时且必要的,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同时,我国外资法体系中存在的大量的鼓励性措施,也应及时加强规范。     

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立法若干问题思考

对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定义、设立、运作和管理体制等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立法构想 ,认为我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应按公司型而不能按契约型设立 ,采取公募方式而不能采用私募方式 ,采取以可转换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为主的投资方式 ,并通过投资合同来管理和监督风险企业 ,为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第二板市场上市等多种退出机制 ;应由证监会下设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行政管理机构 ,同时必须加强风险投资基金行业的自律性管理。     

当前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对法定资本制的依赖

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信用短缺。在此情境下,若法定资本制缺位,则由于其具有使投资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交易欺诈工具的诱因,故极可能导致有限公司整体信用趋劣。倘如此,则其潜在交易者的交易热情会因其对前者所产生的预期利益减少而下挫,这无疑将制约前者的发展;而若法定资本制严格施行,则能使上述情形得到相当改观。这凸显出当前我国有限公司的发展对法定资本制的依赖。因此,宜对其加以完善而不是以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取而代之。     

社会资本视角下地方政府行政潜规则与信任危机刍议

行政规则的规范和信任资本的积累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行政规则的运作会影响信任资本的发展,而信任资本的状况也会影响行政规则的效力。行政潜规则的存在会弱化显规则的效力,削弱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必须完善行政规则体系,提升信任资本,通过行政规则和信任资本的良性互动循环增进地方合作治理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