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心理的内涵、构成及抑制策略

腐败心理是支配腐败行为人实施腐败行为的复杂心理现象的总称。腐败心理不仅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因,其构成要素的组合状况和特点还决定了腐败行为的性质、类型和发生频次。因此,抑制腐败心理的生成,需要培育积极的心理动力结构要素、合理的心理认知结构要素和有效的心理自控结构要素,从源头上构筑起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防线。     

防范公务腐败行为法律机制研究

公务腐败行为由于社会影响恶劣、犯罪后果严重,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刑事法律所打击的重点,也是我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践证明,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务腐败行为防范机制,是杜绝公务腐败行为的根本。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防范公务腐败行为的措施和做法进行分析,就如何建立完善科学的防范公务腐败行为法律机制进行了研究。     

用制度遏制腐败心理的产生

腐败行为首先来自某种腐败的心理,而产生腐败心理是因为有腐败的机会与空间,此空间越大、越长久,腐败心理的形成就越容易,腐败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所以要预防官员产生腐败心理,必须先堵住可能导致腐败的各种漏洞,要让其在无缝可钻中死＂心＂。堵漏洞防止产生腐败心理需教育引导,更要通过严密的制度控制,现阶段这方面的建设任务是迫切的。     

性贿赂绝非只是道德问题

伴随民众的强烈呼声,以及我国打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腐败分子也提高了腐败行为的＂技术含量＂,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性贿赂、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行为。     

标本兼治，健全法规防治腐败期权化间接化

在这个题目下，笔者主要探讨解决三个问题：我们对干部退休后的腐败行为、干部离职后（离职经商或离职从事其他职业）的腐败行为，以及借手他人的腐败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专栏导语

正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有效的廉政政策取决于对现实腐败状况的精准把握,但鉴于腐败行为天生的隐秘性,如何测量真实世界中的腐败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腐败测量的方法主要有主观感知调查、贿赂行为调查、直接观察估计、差值估算、市场行为推测、案件统计等,可归结为客观测量与主观测量两大类别。客观测量一般以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为依据,但腐败案件的披露更可能说明的是官方反腐败决心和力     

外国总统任内的那些账

公职人员在任内的腐败行为并不会因退休而“漂白”，处于退休状态的公职人员，一旦发现其任内有腐败行为，仍旧要受到法律的追诉和严惩，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打击腐败行为的通例。     

反“集体腐败”:当前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

腐败,通常是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如果我们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分为个体和集体两类,同时将私人利益的“私”分为个体和集体、小团体两种,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腐败行为的主体有两种:个人腐败和集体腐败。集体腐败是指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机构中的一些人或集体成员,共同利用本机构的公共权利谋取本单位成员私利的行为。集体腐     

基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腐败防治:英国的实践与启示

开放政府数据,有利于提高政府透明度,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了开放政府数据的行动,英国尤为突出。根据"开放数据晴雨表"和"全球开放数据指数"两项权威指标2013—2014年的排名结果,英国的数据开放程度位列世界首位。英国政府还积极利用数据开放防治腐败。2015年,欧盟委员会展开了运用开放数据惩治腐败的行动TACOD,英国成为该项目的试点国家之一。TACOD英国团队将已公布的腐败案例按照腐败行为(贿赂行为、诈骗行为、未声明的利益冲突与滥用公共资金、不当游说行为)进行了分类,重点关注了腐败行为被揭露的方式,揭示了开放不同数据集对防治不同腐败行为的作用。论文尝试构建了基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腐败防治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初步分析了英国在利用开放政府数据反腐方面的若干经验,以期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并利用开放数据防治腐败提供有益借鉴。     

消除腐败机会促进国企反腐倡廉

以贪污、挪用、贿赂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需借助权力与资源、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三个必要条件才能得以完成。其中,权力与资源是指当事人能够掌握或支配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源,腐败动机是指其应当有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主观动机,腐败机会是指其以权谋私时应具有使自己当时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完成腐败行为的机会。     

有效预防腐败的途径探索

近年来，甘肃省从寻求科学的预防腐败途径，消除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因和外部条件人手，主要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要针对腐败行为发生所依赖的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三个必要条件，在构建权力、动机和机会三道防线上做出不懈的努力。针对当前甘肃预防腐败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继续与科研院所合作，     

我国应建立大额现金消费审查 与备案制度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反腐工作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严厉打击腐败行为的同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管理制度、经济制度等进行制度反腐、预防腐败犯罪也愈发成为共识.纵观我国当前的情况,大额现金消费的管理制度缺乏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建立一套大额现金消费的审查与备案制度对于及时洞察腐败行为的存在,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有效遏制腐败势头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信息腐败成为腐败新“黑洞”

随着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一种新的腐败类型逐渐浮现,这就是信息腐败。信息资源的独特性,使得信息腐败与备受公众关注的贪污挪用公款、卖官买官等腐败行为相比,更具隐蔽性,是一种难以察觉的腐败新＂黑洞＂。     

清除腐败赖品德———兼论法律作用的有限性

腐败有掌权者腐败和机构腐败之分。掌权者腐败具有“行为的个别性”和“明显的不合理性”的特点。机构腐败也有两个显著特点：（1）它是机关行为或一定权力系统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责任人;（2）它的不合理性不十分明显,人们对它常常不能形成稳定一致的是非评价。由于腐败与执法的同源性、权力的不受惩罚性、反腐败的法令只能由不腐败的权力创制等原因,对腐败无法像对其他犯罪那样通过严格执法来实现治理目标。在民主政治下,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是贯彻品德原则,建立对官员的品德评价系统。品德评价系统是依据品德标准对公职人员实施辞退、罢免、撤换的政治评价系统。这个系统由执法权自洁系统、监督系统和以公众为力量源泉的基础系统等构成。     

反腐败的中国社会语境探析——以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为视角

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表现出阶层差距过大加剧社会断裂、阶层结构闭塞导致 社会流动不畅、权力配置失当加深阶层矛盾等现状。由此,埋藏着腐败的社会结构诱因。具 体来说,阶层差距过大造成某些公职人员的财富观异化、社会流动滞涩造成既得利益群体腐 化堕落、权力配置失衡及不当运用促发腐败行为。而市民社会也蕴藏着反腐败的阶层动力, 因为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基础相抵触、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 商品经济相抵触、腐败行为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进程相抵触。     

警惕"亚腐败"

当前,在一般的作风问题和严重的腐败行为之间,存在着一 些比作风问题严重,但还够不上腐败的"亚腐败"现象:在权力的 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 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那么干净的空间。"亚腐败"作为腐败的 "边缘地带",是干部作风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的必然结果,是诱 发严重腐败行为的温床,也是反腐败斗争遇到的新课题,必须引 起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腐败案件中对抗调查行为研究——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腐败官员出于逃避纪律、法律惩罚的目的，会实施掩盖违纪违法事实的对抗调查行为。通过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处分通报进行汇总统计发现，落马官员中存在对抗调查行为的比例较高，并且呈现出行为贯穿腐败全过程、心理和物质准备充足、规避信息化调查的意识较强、正面冲突较明显、家属参与程度深等特点。从犯罪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对抗调查行为反映了腐败官员对成本收益的综合考量、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偏好”的改变以及对抗调查决策形成过程的有限理性。为此，可以通过借助“可得性启发”开展警示教育；正视“确定性效应”释放对腐败零容忍的信号；加强日常监督，建立起腐败与处分的必然联系，起到预防腐败以及由此衍生的对抗调查行为的作用。     

治“腐”重在治“人”——对权力与腐败关系的再审视

本文试从腐败、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腐败的成因,认为腐败并非是公共权力的腐败,而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公共权力不可能自发导致腐败,腐败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公共权力主体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从根源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就要从教育、法制、监督的配套机制中加强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治理。     

信息腐败成为腐败新“黑洞”

随着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一种新的腐败类型逐渐浮现,这就是信息腐败.信息资源的独特性,使得信息腐败与备受公众关注的贪污挪用公款、卖官买官等腐败行为相比,更具隐蔽性,是一种难以察觉的腐败新"黑洞".     

依法遏制强势利益集团腐败

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从不断披露的惩腐案例和高频率的出台廉政规制,即可窥见一斑.但与此同时,反腐倡廉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我们通过强有力的反腐决心和一定的政策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些高发性腐败问题.但总体而言,腐败与反腐败,始终存在此消彼长,腐败行为仍处于高位频发趋势.这其中,依法遏制强势利益集团的腐败行为,清除这类腐败行为对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严重侵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