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平衡的实体法维度

目前关于控辩平衡的研究只局限于程序法层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完整意义的控辩平衡应当包含程序法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和实体法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双重含义.实体法意义上的控辩关系体现在犯罪构成模式上.与两大法系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的契合性相比,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我国转型后的刑事诉讼模式对控辩平衡的强调必然要求犯罪构成模式的转型.     

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规则——兼从刑事诉讼的角度谈我国犯罪构成的缺陷及完善

犯罪构成的阶层性或平面性,不能决定"法庭话语权的平衡"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犯罪构成模式能够设置一定的诉讼规则,体现一定的诉讼职能和目标.以德、日为首的大陆法系犯罪构成模式和英美法系犯罪构成模式,设置的均为可废除诉讼规则.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由于缺乏程序要件的保障,便于提高司法效率,有损司法公平;英美法系犯罪构成容纳大量程序要件,在彰显公平的基础上提高司法效率,追求的是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我国犯罪构成体现综合诉讼规则,侧重体现司法公平和保障人权,兼顾司法效率.为了体现这一诉讼目标,我国犯罪构成需要完善.     

论控辩平衡原则对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的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活动中能否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诉讼是否文明、科学、民主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控辩平衡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可知,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机制的本质要求,也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根本要求,但从我国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现状可以看出,控辩失衡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特征,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诉讼制度的重新设计来矫正控辩失衡的现状,从而达到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的目的。     

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之出路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一直处于令人担忧的境地。国家虽然在各个方面对此问题均作了不少的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因此,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出路在于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相对平衡。     

论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换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实施，形成控审分离，控辩对抗的诉讼模式，使控、辩、审三方诉讼地位相互独立，加强了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具有“国家追诉主义”特征，其构造侧重于控诉，因此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仍是诉讼民主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控辩平衡原理下的被追诉人权利研究

控辩平衡思想是人类对刑事诉讼规律的理性认识,是司法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控辩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的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则。鉴于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力量严重失衡的现状,应以控辩平衡作为具体的指导原则,以国际人权公约标准为参照,将被追诉人的某些基本诉讼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增列,有些则予以完善和加强。     

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之弊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中确立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已经为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所正式确认,但这种模式会产生诸如使辩护方的无罪辩护效果受到不应有的削弱和减损、使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不平衡更为加剧、使量刑信息的充分性与可靠性失去保障以及使量刑程序相关制度的有效运行遭到限制等弊端。     

控辩平衡的起点建构——聚焦侦查程序的修改

现代刑事诉讼追求审判中立,控辩平衡。控辩平衡的起点不在审判伊始,而在侦查审判发动之初。我国的侦查程序存在强制措施规定粗漏,制度体系不完备,没有贯彻比例原则,超期羁押现象严重和刑讯逼供等弊病,为此需要修改侦查程序,确立正当程序原则,贯彻比例原则,改革和完善强制措施的规定,废除如实供述义务,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等。     

犯罪构成体系的比较与反思

三大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具体构成因素基本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其内在结构的差异。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是从追究犯罪的角度设计的，是一个“单边主义”的结构模式。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内部虽存在二元结构的对立，但这种二元结构没有贯彻到底，是一种“瘸位”的结构模式。英美法系“平位”的结构模式有利于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统一。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

本文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及权利入手 ,通过对控辩平衡原则之确立及其对刑事诉讼实体正义及程序正义之影响的分析 ,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现状 ,借鉴“平等武装”理论 ,评述“均衡对抗”观念 ,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平衡这一原则进行分析和论证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依据

证明责任分担依据决定着各诉讼主体对证明责任的承担,并决定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在刑事诉讼中,传统理论对证明责任分担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诉讼法领域中进行.事实上,我们从世界各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现状中可以看到,控方一般只对犯罪本体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对排除犯罪成立的要件包括"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则由辩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上述分配实际上根源于实体法领域犯罪构成的推定机能,正是这种推定机能使得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了合理地分配.     

检察官当事人化与客观义务之关系辨正——兼论我国刑事控辩关系的重塑

’96刑诉法修改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整体上以贯彻控辩平等、实现控辩对抗为改革导向。控辩平等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内容:前者旨在将检察官塑造成诉讼一方当事人,革除其过多的诉讼特权;后者则要求检察官秉持客观义务,充分关照被追诉方诉讼资源上的劣势。由此,出现了调和检察官当事人化和客观义务的制度需求,当前,刑诉法再修改在即,如何重塑我国检察官的角色遂成为理论焦点。     

自白任意性法则研究

如何对待被告人供述可以说体现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价值与被告人人权保护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由于过分注重被告人口供导致一些冤假错案。这除了观念上的原因, 根本在于我国证据理论缺乏对自白相关规则的研究,立法规定也粗糙。因此,从理论上对自白规则加以研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法国对逃税的刑事制裁及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法国与中国的税收制度和法律体系大相径庭。法国《税务总法》中不仅规定了逃税犯罪及其刑事制裁,还规定了税收违法行为及其行政制裁。法国实体法中规定的逃税罪的犯罪构成、概念界定、刑法制裁等方面都有我国逃税罪立法值得借鉴的地方。法国税收制度在立法与司法中遇到的问题也值得我国反思。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论侦查程序中辩护方的防御权——以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运作状况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程序的进展及效果.西方各国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辩护方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和辩护方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在立法上赋予了侦查机关异乎强大的侦查权,却缺乏必要的有力制约,而辩护方由于缺少调查取证权,其防御权微乎其微,且几乎缺乏有效救济手段,于是在诉讼中不免产生诸多问题.这样,无论从诉讼法理还是人权保护角度,都应该明确,辩护方在侦查程序中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关于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含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我国尚未建立刑事证据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只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一些关于控辨双方了解案情的途径。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应把握依法开示，双向开示和全面开示原则，明确规定刑事证据开示的范围，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的程序。设置对违反开示义务的制裁性规定     

论刑事和解三大刑事法学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发展至今日,已然成为了刑事法学界的一大重要研究课题,跨越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界限,同时也跨越了法学与社会学的边界。在经历了长期以社会学理论基础支撑的阶段以后,刑事和解渐渐进入了法学家关注的视野之内。在经历了长期且深入的探索之后,刑事和解背后隐藏的法学理论不断被发现,刑事诉权、刑法谦抑理论与刑事诉讼谦抑理论不断被注入刑事和解之中,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浅析犯罪构成理论对侦查取证的影响

侦查取证以刑法的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为指导，围绕刑法的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的需求展开工作。犯罪构成理论直接指导侦查取证的进程，是推进侦查工作深入进行的实体法理论依据，为侦查取证工作的对象、内容和指向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侦查取证的结果则成为犯罪构成理论适用的基础和依据，犯罪构成理论能否得到全面的诠释依赖于侦查取证的结果。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存在不足，导致侦查取证人员的思维倾向有罪推定，片面搜集证据或证据移交不全。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宪法的价值、精神、理念的嬗变会直接影响到刑法价值、精神及理念的嬗变,这种嬗变可体现为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直接推动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