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正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群众对此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进一步强化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既是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的呼唤,也是人大努力而为之的法定职责。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坚持以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完善法规制度为保证,以强化自身为基础,进一步创新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切实增强司法监督工作的实效。     

提升地方人大监督能力:最新进展、主要问题、关键因素、重要途径——基于L市的实证调查

地方人大监督能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大监督职能缺乏认同,导致监督意愿不强;人大自身建设存在缺失,导致监督水平不高;关键程序设置易于虚化,导致监督刚性不足;关键领域监督存在缺位,导致监督效果不佳。通过对影响提升地方人大监督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地方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地方人大与党委的关系的分析,提出提升地方人大监督能力的重要路径。深化对人大监督工作的认识;完善实现人大监督职能的自身建设;完善增强人大监督效果的保障机制;利用现有权力强化监督实效。     

百名党员看“四风”（四）

“四风”问题,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威,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四风”不除,危害党的前途命运。人大要通过监督,推动行政、司法权力在法律框架下运行,用法制力量保障风清气正。     

列宁的权力监督思想探析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权力的监督至关重要,它是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从制度建设上根治官僚腐败的重要保证。权力监督重在强化监督的权威,在制度安排上坚持以权力制约权力,在政治依靠上坚持从政权根基的最深层发掘力量,在队伍构成上坚持从工作的特殊性出发优化素质结构,加强先进性建设。     

地方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人大定位于监督"一府两院"的政治功能,而非管理社会事务的治理功能。基于人大的法定职权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人大应当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提升自身的履职能力。同时基于实证调研分析,本文就进一步深化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包括推广民生工程票决制,完善人大代表视察分组制,强化基层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路。     

关于党内监督的实质和限度问题

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内监督实质上也是对权力的约束,是通过党自身的力量对党的组织、党员和领导干部所掌握的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但这种权力制约只是相对的,因为在党内这种同体的监督不可能形成完全的权力制约,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必须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并最终走向法治,这才是根本。     

社会制约:权力监督的有效形式

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德制权及以民制权。比较而言,以民制权的监督与制约方式体现了人民在权力运作中的主动性和基础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还存在主体不健全、缺乏理性与共识等问题。为此,完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需要适度放权,鼓励与培育社会制约主体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社会共识,提高社会监督制约的理性与有效性;此外,还需要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形成监督与制约的合力。     

缺乏监督的权力与缺乏权力的监督——高校权力腐败现象透析

高校权力腐败的成因最关键的可以归结为权力缺乏监督与监督缺乏权力两个方面。防范和治理高校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关键举措是一方面要对高校权力进行有效地监督,包括对大学自主权进行外部制衡与监督和对大学行政权力进行内部制衡与监督;另一方面要对高校监督主体赋予足够的权力。主要措施有:改革现行高校监督领导体制,实行以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的异体监督和以中立性和独立性为保障的权威监督方式;落实党员和师生的民主监督权;借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原理,进行合理分权;引进市场中介机构,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     

提高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水平的思考——以延庆县为例

延庆县人大常委会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规范监督工作,以发展和民生为两大主题,确定在加强调研和完善工作机制中不断提高监督水平.但工作中仍存在着监督透明度不够,重程序轻实质,监督方式单一,与人民群众互动不足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受权力运行机制,常委会自身建设,社会环境评估机制等方面影响.进一步提高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水平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大与党委、“一府两院”的关系;提高常委会监督履职能力;加大监督工作公开力度,增强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对人大常委会监督的参与度,实现人大监督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     

公民社会视角下权力监督的思考

权力监督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面对腐败严重的形势，单纯依靠政府自身的监督已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公民社会的崛起为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公民社会在权力监督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发展公民社会完善权力监督体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优化政府职能，促进第三部门发展，推进社会自治，并构建公民参与文化。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我国人大预算监督及其完善

审查、批准政府财政预算并监督其执行,是宪法赋予各级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但由于种种原因,人大审批、监督预算的权力未能得到有效行使.为推进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人大预算监督:加强相关法规建设,增强预算监督权威;改进和规范预算编制,调整预算科目设置;完善人大预算监督机构建设,改进审批程序;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建立预算问责机制.     

论社会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

既往历史上的监督,主要对象是公共权力及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不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现代意义的社会监督,其内涵、方式、方法、规制都因人类社会的理性发展更加丰富和完善。超越范围的监督是无效的监督,必须立足现实社会的时空维度,寓于社会生活的价值向度,止于社会规制的制度边界。超出底线的监督也会行为失范、作用失效,甚至导致社会失序。社会监督必须坚守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底线,遵循社会公德的道德底线,服从国家意志的法律底线。加强社会监督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实现社会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实现社会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首先要确立社会监督原则,重点是完善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关键在于健全社会监督法制。     

能力为基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由之路

传统的中国社会层级结构导致权力本位思想的产生,权力本位就会排斥能力,当然社会也就缺乏公正。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应注重动力机制,而动力机制的实质是注重能力;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也要关注平衡机制,平衡机制的本质就是公正问题,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健康发展,都需要做到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内在统一,其中动力机制是根本。能力与公正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现代理念,能力理念并不是遮蔽社会公正,而是追求社会公正的积极努力,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者,用能力理念扬弃权力本位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由之路。     

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基于纠纷解决体系的思考

诉讼与信访分离是信访功能定位的第一步,信访制度功能合理定位应从我国整体纠纷解决体系的视角出发,以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树立司法权威为前提,根据我国政治体制以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把信访制度纳入人大的框架之内,将其功能定位为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     

治理转型下的社会控制及其制度调适

社会控制本质上讲是国家意志对象化的过程，贯穿其中的是支配这个过程的国家权威及其嬗变。社会控制自身存在着悖论性的社会后果，如自由保障或自由阻碍、权力扩张或权力收缩、冲突融合或冲突激化，其现实走向取决于统治与治理的逻辑分野，从而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可能状态。在风险社会与转型社会双重变奏的条件下，社会控制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能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调适，在治理理念下寻求发展面向的社会控制变革。即从垂直联合向水平联合、自为控制向自在控制、正式控制向非正式控制、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控制的适度转向。     

权威小议

权威有权力性权威和非权力性权威之分权力性极成是一种法定的职位权力所产生的相应权威。非权力性权威是担任相应职务的人,其自身的人格力量所产生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权力的拥有者,却往往只注意权力性权威的谋取和使用,而不大注意非权力性权威的铸炼与构建。更有甚者,似乎还根本不相信非权力也能产生权威。所以,这类人总是一味谋权与弄权;一旦大权在手,大耍权威风如此这般．何能服太政治没有权威不行,权威没有威望不行;一个有权者,不仅要充分行使好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发挥其权威,多为百姓做些实事,而且,更要注意非权力性权威…     

浅论人大的法律监督及渠道

人大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是我国权力监督的最基础和最高层次的监督。在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的时代条件下,认真探索和完善人大的法律监督渠道,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既要通过立法、任免、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也要通过占有足够的信息资源等渠道,切实加强人大的法律监督作用,这是我们应当努力实践的方向。     

全力打造党风廉政建设大监督格局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从源头上有效防止腐败的治本之策,但目前存在的监督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问题,造成实施监督过程中各自为战,互相扯皮或者重复监督,甚至产生矛盾、失调,造成失监和漏监。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整合监督力量,创新监督机制,强化监督手段,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平台,构筑大监督的格局。一、架构党风廉政大监督体系大监督基本构架是以纪委牵头为主,其他各种监督部门协调配合,整合并明晰为八种监督方式:1、人大法律监督。监督的对象是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具有行政执法效能的其他单位,重点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的…     

权力制约与监督:预算法治的视角

"权易滥用、滥则腐败"的道理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从政府权力受约束和监督的历史和现实看,预算法治由于其为政府权力规范运行的基础和支撑,因而使得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有了有效途径。我国预算法规定,预算管理权在人大和政府之间依照法定流程和环节进行配置,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关系。宪法、监督法和预算法明确规定,预算的编制过程、执行过程由人大监督,从而确立了人大对于政府预算的监督地位。现代预算制度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要求就是预算法定,预算法定在我国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完善预算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政府预算进行依法审查和监督。     

社区权威与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区的权力互动中,既存在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基层政权权威,也存在代表着民间权力的社区权威,两种权威体系之间的博奕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格局及走向。自古以来,两种权威体系在农村社区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的格局。从现实看,农村的社区权威在乡村治理中既有其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限制其消极影响,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是现代乡村治理中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