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研究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因其重要性备受学界关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首先是由黑格尔提出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方法思想,将其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实现了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革命性改造。文章运用思想史梳理与文献解读的方法,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产生、发展和学界相关探讨进行研究,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叙述方法内在统一"的观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的方法,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一方法,对于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实质,指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实问题,拓宽学术研究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我国刑法中危险犯适度扩展的基础

危险犯近年来在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中均有适度扩展的趋势。社会发展带来众多危险是危险犯扩展的社会基础,刑法理论的完善是危险犯扩展的理论基础,在社会需求和理论成熟的条件下,自然引发危险犯的法律演变是形成危险犯的法律基础。三个基础互相作用,共同构筑了我国刑法中危险犯适度扩展的基础。     

浅论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径

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分析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它科学地呈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科学分析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部各个基本观点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有着严密思维逻辑的理论体系。学习掌握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径,有利于说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整体性,理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各章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有思路线索的知识网络,切实有效提高学习效果。     

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分类的再认识

行政行为抽象与具体的分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应然性充分体现了该分类存在的价值,在分类基础上对抽象行政行为作全面研究,其进入行政诉讼的过程对法治的推进、人权的保障、实现宪法可诉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都大有裨益。在这一过程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分会越发模糊,随着其上述使命的完成,该分类存在的必要性也会逐渐减小直至消失。     

刑法视域下的醉驾性质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使得醉驾成为其行为模式之一,由此引发的刑法理论界对醉驾的研究也可谓是如火如荼。从刑法视野下醉驾的定义入手,分析我国刑法对醉驾处刑的社会和理论根基,并从人本主义刑法观和刑法善治的观念出发将醉驾行为模式下的危险驾驶罪定性为准抽象危险犯,提出在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具有任何危险的醉驾行为应否给予刑事处罚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的方案。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属性认定及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安全驾驶罪,其目的 在于严厉打击"公交闹"现象,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领域的刑事治理体系.妨害安全驾驶罪应理解为抽象危险犯,其中"危及公共安全"应理解为区分要素.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并不违反刑事立法中协调性、比例性和必要性原则,而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应以刑法谦抑原则和实...     

略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

执政党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党。执政规律是执政主体的政党与外部之间和自身内部之间的本质联系 ,前者表现为党的领导规律 ,后者表现为党的自身建设规律。“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具体规律主要有 :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规律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规律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规律 ,不断进行文化创新规律 ,保持党的先进性规律 ,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规律。     

组织犯本体论

共犯人中的组织犯是最危险的共同犯罪人。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无组织犯这一概念 ,其只是存在于俄罗斯等现行刑法之中。我国刑法虽没有明确规定组织犯 ,但理论上是存在的。在当前形势下 ,为了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参与人 ,研究组织犯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拟从组织犯概念和其构成特征这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以期对组织犯有一个更理性的本体认识 ,旨在推动我国对组织犯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观的体系、内容与地位

具体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凝炼,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发挥着方法论上的行动指南的作用.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这一精髓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缺失:一方面是重视不够,缺乏全面系统地阐释;另一方面是理解的视野狭隘,深度不足.马克思主义具体观超越了黑格尔的具体性思想,不仅强调认识的具体性和思维的具体性,更重要的是强调客观事物的具体性、实践的具体性、历史的具体性、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性.世界的客观具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对辩证法的深化,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的基础.     

风险刑法视阈下反恐刑事立法的完善

恐怖主义犯罪所营造的风险契合风险刑法的内涵,使以预防为导向的反恐刑事立法具有正当性,然而同时也要注意风险刑法固有的弊端与反恐刑事立法目前的困境.对于风险刑法,既应坚持通过控制来预防风险社会中不断涌现的风险,又应秉持恪守理念来化解自身引起的风险.具体到反恐刑事立法,宏观上应从刑法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比例原则入手来...     

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关系辨析

转化犯是指在实施某一故意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因又实施了一行为或者出现了某一较为严重的结果,而超出了原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特别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发生了转化,并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某些刑法条款之所以既被认定为转化犯条款又被认定为法律拟制条款,主要是因为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存在转化犯内涵的法律拟制性和转化犯外延的法律拟制性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而这就决定了转化犯与法律拟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其外延的大小。详言之,转化犯条款中仅包含了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类型中将数罪拟制为一罪和将此罪拟制为彼罪的情形,以及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类型中部分法律拟制条款。     

浅议政府抽象行政行为

在我国具体的政府职能中,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提高抽象行政行为的水平,首先要在行政立法领域中 必须更新观念,树立人权优位理念;其次,应当站在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注意行政行为规划;第三,必须强调制定主体平衡 各种利害关系;最后,应当建立健全有效的评价机制,使信息得到良好的反馈。     

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必须以不作为人负有一定作为义务为要件,而先行行为是不作为人负有作为义务的根据之一。先行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本人的行为,并且造成了特定的危险状态时,行为人才负有作为义务。先行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先行行为不包括合法行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可以是过失犯罪行为,但不包括故意犯罪行为。     

老年犯从宽处罚立法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老年人犯罪的规定,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犯罪在刑罚的设置上呈现轻缓化趋势,并且禁止适用死刑,这不仅使刑法与我国的优良传统相契合,而且符合刑法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但该规定在老年人年龄的认定、起算基点和死刑禁用的例外情形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进一步完善刑法关于老年人犯罪的规定,对老年犯从宽处理的年龄认定应以结果发生时为计算基点,对老年犯禁止死刑的年龄起算点应以犯罪时为基点,取消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犯禁止死刑适用的例外条款。     

批判继承、抽象继承与综合创新——略论党的传统文化继承观的实践智慧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涉及到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从具有启蒙意义的批判继承法,到整体理解重新阐释经典的抽象继承法,再到具有包容性、反思性与实践性的综合创新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继承观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试论中关村抽象行政行为听证制度

中关村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制度是指所辖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行政组织在制定适用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范性文件时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意见的一种制度.中关村抽象行政行为听证有着一系列的功能,建立这样的制度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具体操作时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与适用范围.     

包容犯及相关问题的探析

包容犯是行为人在实施前罪的过程中又实施了与其具有并发关系的另一种犯罪即后罪,但刑法仅将后罪作为前罪的加重量刑的情节不实行数罪并罚的犯罪形态。包容犯是重罪包容重罪或轻罪的法定的一罪,其加重处罚的原则合理地制裁了现实社会中主观恶心极大的犯罪分子,其罪刑相适应的优点有力地回应了学者们对加重处罚原则提出的异议。     

行政犯概念初探——以我国法律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范围日益扩大,刑事法律规范将越来越多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其中予以刑罚惩罚,是为行政犯罪。本文通过对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区别观点的介绍,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一般规定和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为依据,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定义行政犯进行了初步探析,揭示了行政犯的二重属性,行政犯的成立与行政法律规范和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关系。     

牵连犯认定标准及处断原则探究

对于牵连犯的认定标准和处断原则,我国刑法理论界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看法,这也使得司法实践中就这一问题产生了诸多分歧。在对牵连关系的界定判断上,“主观说”“客观说”“包容说”等都具有偏颇之处,附条件的“因果关系说”更符合司法实务中对牵连犯的传统认识,同时也可以使目前的执法标准保持一致。在处断原则上,传统的从一重处断原则无法体现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对于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的牵连现象,公诉机关应当按数罪一并起诉,审判机关应当释明从一重处断的量刑理由。牵连犯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分关键在于犯罪行为数量的单复,与吸收犯的区分关键在于数行为间关系的含义以及数行为触犯的罪名性质。     

域外犯适用原则问题研究

刑事管辖权是刑法空间效力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基于主权所享有的对刑事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权力。尤其在域外犯的场合,国家主权的彰显尤为明显,与别国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也越发频繁。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的适用原则采折中主义,其中域外犯的规定主要体现为属人管辖原则、保护管辖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我国对待域外犯的规定上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不完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