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滥用”法律的反恐战争——读Power and Constraint:The Accountable Presidency After “9·11”

美国"9.11"之后的反恐行动以各种法律为支撑。前"9.11"时代的战争后遗症与对战争失败的舆论批评促成了政府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制衡权力滥用与司法制衡的双重管道。"9.11"后初期的反恐战争虽然放大了总统拥有的行政权,但是在一系列司法裁判和之前形成的内部制衡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反恐战争的宏观与微观层面均被法律"统治"。制度的改革惯性、法律阶层的特殊地位以及舆论监督是解释法律何以在反恐战争中被"滥用"的可能动因。     

美国“反恐”与“反恐”美语

战争是丰富语言的沃土。美国的反恐战争丰富了美语的词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美国文化信息的载体和美国文化主客观的表现形式的美语词汇折射出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     

地方警察与国土安全

“9.11”之后,美国的地方警察部门被赋予了反恐和收集情报的新职责。地方警察部门在机构和人员、与公众的接触、收集和共享信息、利用视频和数字成像技术等方面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地方警察更广泛地运用电脑从事资料收集和信息共享工作,出现了更多的情报专业警官和反恐机构,以更好地履行反恐的新职责。     

美国反恐战争不对称性及其后果

“9·11”后,美国似乎打赢了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显示了近代以来的战争最为鲜明的不对称性。美反恐战争的不对称性,即为先发制人的绝对强权战略,高新科技的绝对军事优势,以及美国推行的绝对价值取向。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三个方面的失衡不对称,是美追求反恐战争不对称性重要的现实致因,而追求美国最大利益化,则是其实施反恐战争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追求对全球化虚拟经济的时空支配权,已成为美国获得更大利益的基础性战略目标,也是美国追求反恐战争不对称性的“底牌”。在国际社会间,武力使用的合法性应该是确定的而不是不确定的,这是首要必须的前提,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要求,是世界秩序和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反恐战争不对称性的后果,使得先发制人的战争行为,发生了对国际法合法性的打击,从而产生了对国际秩序难以治理的危机。     

论美国总统对外战争的权力扩张

美国总统在美国对外扩张与对外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21世纪的反恐战争中,利用美国面临的一次次国家安全与外交危机,逐步突破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力的限制,不断扩张他们的战争权力,在外交政策制订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使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形同消亡。今天,在战争权力领域,美国总统拥有太大的权力,已经背离了民主原则而走向独裁。     

从伊拉克战争透视“先发制人”对自卫权规则的挑战

一国行使自卫权是受到国际法限制的。除《联合国宪章》外,国际习惯法所确立的“加罗林原则”也是评价行使自卫权合法性的标准。9.11事件后,美国单方面扩大对自卫权的解释,提出了“先发制人”理论,伊拉克战争正是这一理论的首次实践。透过这场战争不难发现,“先发制人”在时间限制与相称性原则上都极大突破了国际法。本文从事实的认定和安理会授权两个方面对现行国际法框架内“先发制人”的制约手段略作探讨。     

当前国际反恐怖斗争新动向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活动更加猖獗,表现为活动扩散、行动“基地化”、组织“网络化”及目标“避实就虚”四个新特点。此起彼伏的恐怖活动对世界各国的稳定、安全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际反恐合作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突出国际组织的反恐作用,推动建立联合国框架内的反恐合作机制;二是重视大国间反恐合作,提高各国独立反恐能力。国际反恐怖斗争出现的新问题,使国际安全形势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其主要根源是反恐斗争中出现了“一帮国家搭便车;两个漏洞没堵住;三个误区出偏差”。反恐合作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美国巩固了霸主地位,俄罗斯变外交被动为主动,日本借反恐“出海”,中国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     

“9．11”之后俄美关系的发展与走向

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外政策,准备建立世界性的反恐联盟。这个事件为俄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力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不但在军事上帮助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甚至作出巨大的地缘让步,向美国敞开了中亚的大门。这是普京为改善俄美关系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但这是伴随着俄罗斯要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俄罗斯在作出让步的同时,也要求美国在关系俄罗斯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一、“9.11”之后的俄美关系。首先,关于西方国家对待车臣恐怖主义的问题。车…     

“9·11”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层次分析

“9·11”事件后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有所增强 ,明显表现在其反恐战争和外交行动之中。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他国际行为体对美国制约的乏力以及美国自身的制度和文化属性共同构成了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加强的原因     

“权力制衡”原则与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权力制衡”原则从根本上讲,是为了防止权利的滥用和无谓的利益冲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批判吸收西方国家分权理论中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这对防止政治专制与腐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司法》第20条中“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20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1.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Wilkes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2.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     

司法民主化的法理依据与辩证分析

司法民主化是司法民主的过程,它的存在体现了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正义与公平等法律价值的要求,在衍生过程中不断融入其他法律制度,完成抽象到具象的蜕变。司法民主化核心内涵中的“民意”具有非理性等特点,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辩证地看待与分析司法民主化,才能推动法治建设的完善。     

反恐战争前后中美日格局影响下的美国东亚安全战略

9.11事件之前,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经历了单纯应付功能性挑战到同时应付功能性挑战与结构性挑战并举的转变。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更多向亚州转移,一方面,在反恐问题上积极寻求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     

美国反对恐怖主义战争的建构主义分析

对“9·11”事件及其后的美国反恐战争进行系统的建构主义探析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久远的国际文化效应。从相对较长时段来考察这一时期的国际社会 ,可明确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反恐文化 ,每种文化都首先在美国形成“美国反恐文化” ,然后经由美国的特殊权势机制向全世界扩散 ,其终极目标是建构“国际反恐文化” ,并伴生各国的内化。但事实上由于美国反恐行动的每次扩大化都伴生着反恐文化内涵的更新 ,导致反恐文化与当前主流洛克文化逐步趋于对立 ,其生命扩展周期的发展阶段也越来越少。所以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一个尤为关键的十字路口 ,如果其他国家(尤其大国 )任由美国扩展其反主流反传统的反恐文化 ,其后果不堪设想     

实用主义:审视美国“反恐”的一个重要维度

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其正在进行的反恐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美国惯于使用双重标准,崇尚“以暴制暴”,倾向于单边主义,并确立了“先发制人”原则。它对联合国和其它国家的态度也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意味,这些都是为了借“反恐”之机,推行美国的对外战略。实用主义所造成的效应主要是消极的,但也不排除有某些积极之处。     

“快播案”中的刑事法理分析

网络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涉及刑法中的“中立行为”.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否认中立行为违法性的观点,割裂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混淆了“技术开发”和“技术运用”的行为属性.犯罪构成要件承担着禁止性评价的规范功能,行为对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符合性是刑法归责的依据.在主观要件认定中,行为反证和司法推定是判断网络技术犯罪主观故意的重要方法.在“快播案”中,快播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滥用P2P技术,使公司内部服务器成为淫秽视频源,提供检索和播放服务,并通过文件碎片技术、虚置信息审查机制等方式逃避监管,符合《刑法》第363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网络技术滥用的法律应对中,应完善前置性的技术操作规程,衔接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使法律在犯罪风险控制和互联网创新保护中取得平衡.     

奥巴马政府国家反恐战略评析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积极调整美国的反恐战略,降低反恐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相对地位。面临国内外困境和反恐新形势,在反思美国十年反恐战争、加深理解恐怖主义的基础上,其反恐战略对反恐的性质、框架和路径等进行重新定位,摒弃了"全球反恐战争"模式,"退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场,反恐重心回归美国本土,放弃对军事手段的"路径依赖",转向威慑性防御态势。奥巴马政府的反恐实践表明,其以"退出"为标志的反恐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并未能根除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的反恐战略仍面临诸多挑战。     

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

2003年美国以武力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人的反美斗争与伊内部各派系间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伊拉克迅即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失序困境.为了实现自身战略利益,达到打造一个亲美、民主、稳定的伊拉克的政治目的,美国重新拾起“反叛乱”战略工具,希望在伊拉克赢得民心并有效地进行国家重建.为此美国在伊拉克实施了一系列“反叛乱”行动项目,包括在伊拉克战争后期的“增兵”战略.不过,由于伊拉克政治局势异常复杂,美国在界定“反叛乱”战略目标上过分树敌,以及美国战略决策层在伊拉克战争中主导性的低成本理念与“反叛乱”行动对资源和投入长期而极大的需求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略实施的长远成效较为有限.     

浅析美国司法审查制度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司法制度中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它的起源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该判例开创了违宪审查的先河,它的理论基础则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分权理论嫁接在美国宪政思想的基础上,完成了权力分立与制约平衡的美国式结合,这种分权与制衡相结合的形式就是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最根本基础。司法审查制度被认为是美国宪政最独特的贡献,是美国法治的基石。     

美国司法审判中的政党政治因素及其启示

本文回顾了美国政党政治影响司法的历程,分析了政党政治因素通过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衡等制度特点影响司法的方式。同时,揭示了宪法至上、政治法律化倾向等法律、文化传统下,美国政党政治因素影响司法形成的合法性、隐蔽性等特点。最后,提出了对我国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的有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