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设计

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已日益成为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政治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参与公共决策要受到公共决策体制、政治文化、参与成本、参与渠道以及决策信息等因素的制约。必须积极寻求对策设计,化解制约因素,以扩大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     

政策制定中听证程序的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公民的参与。公共决策中的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社会普遍推行的、旨在保证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最终实现决策的民主、公开、公正、科学的制度。我国推行听证制度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在听证制度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听证原则的不完善的方面。本文主要就听证在我国的实行及意义,听证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听证制度的完善提几点看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大作用

协商民主是当代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崭新范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形式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和独特优势,体现在整个制度体系和政治实践之中。它有助于推进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有助于促进公共决策民主科学,有助于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协商民主的类型和功能

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罗尔斯主张协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促使二者的融合;博曼的二元民主强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免有强奸民意之嫌;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21世纪的民主

为改变执政方式，电子民主发展方向上的一些步骤已经被纳入“电子挪威计划”中。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影响和加速一个知识社会的发展。通过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希望能够改善所有部门和管理层次的成本效益服务。通过对因特网技术的应用促进一种有效且生机勃勃的民主政治体系的形成．从而提高对公共管理体系的洞察力，使公其管理体系更全面的服务于选民。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结构、过程与功能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系中独特的政治组织,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政治共识对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增强政治信任和合法性,促进重大公共决策的制定和顺利执行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政治共识如何在政协凝聚起来这一问题展开,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的逻辑分析框架进行探讨,认为静态结构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赖以形成的基础,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双向动态运行过程实现共识凝聚,对我国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产生重要功能。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促进了我国政治体系的稳定、融合,有利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利益综合,有利于增强政策认同,促进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多数决策原则的困境与救济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古老的决策规则,一直作用于人类的政治文明。近代以来,人们在民主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多数原则同样具有内在的缺陷而会陷入实行的困境。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实践可以使多数决策原则得到救济而走出困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完善宪法规则体系;合理配置政治资源,消除“多数”与“少数”的累积性不平等;构建开放的政治决策体制,形塑协商民主的政治决策模式,营造妥协-宽容的政治文化氛围,促进“多数”与“少数”的合作。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冲突风险的应对——基于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复工项目的个案分析

邻避冲突是当代城市治理中的常见问题,以政府为代表的增长联盟和以周边民众为代表的社群联盟,他们之间的邻避冲突是邻避治理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社群联盟在协商民主缺失下面临定型效应、传导效应和风险放大效应的集体困境,增长联盟因防卫性诠释、“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思维惯性、抗议活动“半隐化”,在邻避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协商民主治理注重协商本身、制度化设计和形成公共决策。在邻避治理过程中,只有做到协商民主理念内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和平台公共化,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注重信息公开、政民回应、协商决策的程序化设计,才能形成具有效力、风险共担的决策结果。     

主体有效互动: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关键

乡村协商主体是个体农民,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协商实现对乡村选举民主的有效补充,推动乡村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保障乡村监督实质化。但是,乡村协商主体在互动中存在诸多困境,主要是:公共理性缺失与个人利益滞留、平等协商不足与精英操控极化以及公共空间萎缩与协商成本增加。进一步优化协商主体互动的路径在于:调整利益结构,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政治文化,促进参与制度化;重构公共空间,发展非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