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名单的商业秘密属性

人们通常认为,商业秘密包含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两部分。然而,相对于技术信息来说,经营信息的范围和构成条件较难把握,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对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这一特点尤以经营信息中的客户名单表现最为突出。在实务中,确认客户名单的商业秘密属性困难较大,单纯以侵犯客户名单为由而提起的侵权诉讼中,     

客户名单侵权认定中记忆抗辩的适用——以美国判例为视角

记忆抗辩是客户名单商业秘密侵权案中被告常用的规则,但无论通过记忆或有形形式,未经许可披露、使用秘密信息则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记忆抗辩并不构成充足的免责事由.判断记忆抗辩效力,可从是否构成故意记忆,记忆是否构成一般知识、技术和经验以及雇员个人信誉三方面考量.     

柳暗花明又一村 详解美国商业秘密案件中的引诱规则

在商业秘密案件中,由于雇员离职而引起的客户名单案件为数众多。在接触并掌握了商业秘密客户名单的前雇员离职后,如何认定其与该名单上的前雇主客户发生联系或者交易的行为,是一个重点,更是一个难点。通过对美国判例的分析,可知美国法院在该类案件中采用以"Aetna规则"为核心的"引诱规则"对前雇员的行为进行认定。"引诱规则"下的各规则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认定和规制充分体现了该规则的成熟性和合理性。实践中,由于缺乏认定规则,该类案件在我国的处理与美国法院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美国判例法的客户名单商业秘密属性认定

商业秘密意义上的客户名单可以理解为在与客户长期稳定的交易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客户关系。客户名单成为商业秘密必须同时符合价值性、新颖性和秘密性的要求。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之中,还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考虑特殊的影响因素,才能够对客户名单的商业秘密属性做出准确的认定。     

客户名单司法保护若干问题探析

商业秘密是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高度关注的信息,这种信息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正因为如此,商业秘密被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畴。商业秘密具有特别的复杂性,它不仅涉及到商业秘密持有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司法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是知识产权诉讼中较难处理的案件,其中,侵犯经营秘密的案件更是难以把握,尤其是客户名单,因其与公知知识、信息的自由流通、个人的技能和社会关系、市场自由竞争等因素掺杂在一起,故客户名单的归属、法律意义上的客户名单的认定、基于客户名单的特性应适用的司法程序等问题成为审判中…     

论美国法中证据相关商业秘密的保护

商业秘密的价值巨大,为了保护商业秘密的价值,必须严格保护其秘密性.但是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商业秘密作为争议的焦点时,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对其控制减弱,使商业秘密失密的可能性增加.美国的法律制度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较为发达,对诉讼中商业秘密的保护有充分的认识,但是无论联邦法律还是地方法律都没有系统规定诉讼中商业秘密的保护制度.梳理总结美国法中商业秘密的相关理论及诉讼中对商业秘密的不同保护措施,以期对我国有关制度提供借鉴.     

商业秘密中客户名单的司法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设施的逐渐普及，如何更好保护权利主体的商业秘密权已变得日益突出。客户名单作为一中商业信息资源，作为企业重要的经营信息和无形资产，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非法侵犯。因此，如何有效的保护权利主体的客户名单将十分重要。本文将从客户名单的本质内涵着手，结合我国的实际对该问题作一理论研究。     

商业秘密侵权之诉律师代理技巧

一、商业秘密民事诉讼概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秘密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理论上说,一切为生产经营者所特有的有关生产经营的保密信息均可成为商业秘密。实务中较常见的商业秘密有:生产方法、产品配方、图纸模型、客户名单、营销方法、进货渠道、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等。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主要包括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一般认为,商业秘密不存在权属之诉。因为商业秘密与其它诸如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相比,没有法定的排他性。同一内容的信息,…     

建立合理竞业禁止的法律保护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竞业禁止,又称竞业避让,原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雇主对雇员所采取的以保护其商业秘密为目的的一种法律保护措施。其基本做法是资本家与雇员采用订立雇佣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或直接签订保密合同或者制定保护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用以约束其雇员,保护其在市场竞争中不因其商业秘密被泄漏而受到损害。随着世界各国市场竞争的激烈化,目前,它已经成为各主要国家以立法形式保护其商业秘密的重要手段之一。     

论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保护

商业秘密是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法律。笔者从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商业秘密的国外立法定位及我国现状加以阐述,从而认为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法对商业秘密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是相当必要的。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