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政可诉性之质疑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行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而作出的结论。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中,对此认识都不一样。笔者通过对该行为与通常意义上能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进行比较,来正面论证它的不可诉性;同时又假设其具有可诉性可能引起的累诉,及由此带来的高成本,从反面来说明它不宜具有可诉性。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诉性之探讨

公安机关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具有可诉性,即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直以来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行政法的基本理论、法律依据、司法判例方面,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进行探讨。     

批捕环节交通肇事案件责任的认定与处理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对事故的确认,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责任认定书的审查关系到批捕案件的质量,应作为一项重要证据进行审查。交通肇事案件以肇事者行为与赔偿财产状况作为肇事人定罪量刑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提高批捕质量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可诉性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汽车消费逐步趋于大众化 ,交通事故给人们造成的损害亦日趋严重。公安机关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权力越来越影响到公民的权力及相关利益。有权力就要有制约 ,有权力就应有救济 ,在公安机关行使这一“准司法权力”的同时 ,公民权利应如何给予充分的救济 ,已渐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的关注。笔者拟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可诉性的相关法律问题略陈管见     

控制失败的可诉性研究

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的可诉性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本文基于经济法学界对其可诉性的研究现状 ,提出了专门的“控制失败”概念 ,探讨了控制失败的可诉性 ,指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宏观调控的决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而宏观调控的执行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具有可诉性 ,为经济法诉讼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探讨。     

关于“取消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权”的思考——解读《道路交通安全法》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一直是理论界和审判实务界长期争论的焦点。2004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取消了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权,将事故的裁判权交由人民法院。此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更加合理,同时也更符合与国际司法接轨的大趋势。     

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可诉性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具备行政诉讼法上的可诉性,必须结合诉的原因、诉的时机和诉的成本分析来判断。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能否被提起行政诉讼,但以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相关理论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具备合法的诉的原因、成熟的诉的时机和合理的诉的成本,因此,具备行政诉讼法中的可诉性。     

程序性行政行为及其司法救济——对一起具体案件的评析

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下,程序性行政行为及其可诉性重新引起关注。有必要从行政行为构成要素的角度,对程序性行政行为的具体认定与可诉标准进行认真对待。在维护行政效率的同时,通过司法救济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略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近年来,随着行政诉讼法的进一步贯彻,并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一些新类型行政案件陆续出现,"官"与"民"之间的行政争议和纠纷越来越突出.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为应否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诉性问题,观点不一.对此,试作探讨,供同行商榷.     

火灾原因认定书的不可诉性分析

主张“火灾原因认定书可诉”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 ,火灾原因认定书是在技术鉴定基础上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具有可诉性。但是 ,其对火灾原因认定与技术鉴定的比较只是表面上的分析 ,无法得到火灾原因认定书即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 ;“行政确认行为的可诉性”观点也与行政诉讼的法理不相一致。火灾原因认定书对行政相对人无现实的、直接的拘束力 ,更无强制执行力 ,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而是技术鉴定结论 ,对其不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但在诉讼中 ,应该予以司法审查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