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

清末的法律近代化是指法律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的立法精神与特点。清末的法律近代化集中表现为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领域相继制订或颁行了一系列具有向近代国家转型性质的法律、法规和章程。从整体上来看 ,这些法律法规具有系统性、模仿性等特征。尽管清末的法律近代化结果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二律背反 ,但它在推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向前发展仍然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民国时期的立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信仰的内涵分析

自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一书被引入我国以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名言在法学界引起了关于法律信仰的研究热潮,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法律信仰能否本土化是一个终极的争论目标.本文认为要解决这个终极的问题,必须讨论清楚法律信仰的真正内涵,在此基础上才能使相关的讨论变得有意义,法律信仰长期处于一种被误读的状态,我们应该将其加以纠正.     

浅谈法律信仰

伯尔曼的法律箴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完美的阐述了法律信仰的应然性和必要性.本文即从此出发分析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从历史传统和现实中的法律现象两大视角透视我国民众缺乏法律信仰的主要原因,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公民的普法等多个角度,探寻培养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途径和方法.     

论清末徒刑的近代化

在中国刑罚体系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唯有徒刑这个刑种在清末修律过程中顺利实现了和平过渡,从而显得非常独特。但在立法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障碍的徒刑在实践过程中,却因近代监狱理论和实践的滞后而时时面临运行不畅,甚至被替换、废除的尴尬境遇。对徒刑近代转型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该刑种的当代地位。     

清末中国监狱近代化的启动

清末，针对清朝监狱的严酷、黑暗，严复、刘坤一、张之洞等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监狱改良的主张。在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推动下。这些主张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对中国的旧式监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从而启动了中国监狱近代化的进程，在中国监狱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传统文化视角下法律信仰的构建

法律信仰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法律文化观念深受传统礼法道德文化的浸润.传统文化对法律信仰的形成既有消极影响又具积极作用.因此,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法律信仰的构建应注重表达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价值意义,充分考虑人们的情感因素.     

试论清末修律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清末修律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方面,清末修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肯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建立了中国近代国家机构体系;经济方面,清末修律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了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立与发展。     

试论清末法律移植及其现代启示

清末修律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其中,法律移植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它对我国今后法制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今在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温习这段历史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从清末法律移植在法理、司法、立法方面移植外来法的成果进行分析来回顾这一运动,以期对今后法律移植进行借鉴。     

刍议清末的司法机构改革

以司法独立为目标的清末司法改革,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型司法机构,为清末司法转型奠定了基础。本文试阐述清末司法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论述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转型,展示其对清末法制变革的影响,并探讨其对当今法制建设的有益经验。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20世纪初期,由沈家本主持的中国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之变革,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在时代背景下,对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实践(1902年-1911年清末法律改革)及其与中国法律近代化关系做一些评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分析其现代价值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阔思路提供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     

法律传统对于法制改革的影响

法制改革一词可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理解，所谓静态是指对现有的以宪法为首的一系列成文法规范体系进行改革，使之趋于理性和完善，所谓动态是指整个社会转变思维模式，树立法律权威观念，规范司法活动，最终达到法治的目的。法律传统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某一地区、某一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法律制度、法律概念、法律价值等法文化的总称。中国传统的法文化内涵宽泛，层次丰富，下文将从传统的几个侧面，而且多是从反面的角度，探讨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观念存在的差异对法制改革产生的影响。     

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

我国司法机关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推行的司法改革 ,是一种非法的司法改革 ,它直接损害了法律的至上权威 ,动摇了法治的根基 ,造成了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我们认为 ,司法机关守法具有绝对性 ,司法机关推行司法改革 ,不能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 ,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法律监督的渊源——以中国法制近代化为视角

中国法律监督体系产生于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中,随着清末法制变革中都察院功能的分立而出现.清末时建立了检察厅,确立了检察机构的法律监督职能,却也存在先天的不足.北洋政府时期随着检察厅职能的独立,法律监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亦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考察法律监督的渊源,也对我们现今的法律监督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借鉴作用.     

法律信仰的缺失——中国司法改革的“软肋”

法律信仰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但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缺失现状令人堪忧，成为司法改革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一颗‘每瘤”。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运行成本过高、司法腐败的恶劣影响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本文指出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需要注意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科学契合、完善法律体系，解决法律冲突，同时需要根除司法腐败、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等多项措施的联合并用。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大理院

中国法制近代化肇始于清末司法改革。其中 ,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框架 ,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立 ,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 ,揭开了中国近代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筹设大理院以及各级审判厅是司法独立运动的核心 ,也是清末官制改革的重心。本文在清末官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分述大理院的筹设过程和筹设中的问题与不足 ,考察了司法权限划分中的部院之争 ,以此揭示出中国法制近代化艰难的发展历程。     

法律文化之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内核

"信仰"本身不是法学上的概念,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被越来越多的法律实践者甚至法学理论界所推崇。本文通过阐述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制与法律信仰的关系,强调了培养和提升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分析了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以期更多的人能够自觉的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自觉自愿的服从法律,实现真正的法治,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更是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存在。     

浅谈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我国要建成法治国家必须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而现今的情况是中国社会对法律的冷漠甚至是蔑视,本文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对就如何培养法律信仰提出了相关见解.     

试谈清末中国法律近代化失败的原因——从中日对比角度分析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国家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中国的法律制度也踏上了近代化的漫漫长途。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原因,中国法律近代化走向了失败。同一时期,与中国有着相似社会背景面临相似社会问题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律近代化取得成功,一跃成为亚洲强国。本文将运用对比的方式对中日两国法律近代化过程进行比较,尝试探究清末中国法律近代化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