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预重整制度的价值及其完善

我国《企业破产法》尚未对预重整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随着我国预重整实践的不断深入,预重整制度的优势愈发明显,越来越成为困境企业脱困的有效方式,在我国被广泛应用.预重整制度具有兼具庭外重组和庭内重整、保障困境企业脱困、有利于缓解当地政府的维稳压力等优势,预重整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立法层面缺位、信息披露要求不明确、缺乏对预重整计...     

困境企业拯救的预重整机制初探

企业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陷入困境时,企业生存与债务清偿成为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对困境企业的拯救模式通常包括司法程序上的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和非司法程序的庭外债务重组。而预重整机制这种介于司法程序和非司法程序之间的机制,由于具有混合优势,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破产重整制度的评析

本文从阐述破产重整的含义和特征着手,进而分析了新破产法中规定的重整制度的具体规定,最后评析了规定中所采用的制度的原由,通过此对新实施的破产法中的重整制度作以阐释。     

重整计划制定的实务问题探析

我国新颁布施行的《企业破产法》中重大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在破产清算、和解制度之外,全新构建了重整制度。     

破产重整制度有效运行的问题与出路

对“僵尸企业”的处置需要我国《企业破产法》中重整制度的有效运行.为了解决破产重整“启动难…运行难”、防止重整计划“纸上画饼”,需要通过确立多元化的破产重整“营运价值”、完善破产重整启动条件、设立专业化破产法院(法庭)、建立执行转入破产机制以保证破产重整程序顺利启动;同时通过多元化企业重整模式选择、设立预重整程序以保证破产重整程序的有效运行;更为重要的是为保证重整计划的最终实现,必须合理选择重整营业机构、完善债务人信息披露义务、规范法院重整计划批准原则、完善对重整计划成败处置制度.     

公共法律服务:破产预重整制度优化进路

破产预重整制度,通过法治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经济纠纷,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对于修复经济秩序和优化营商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价值,是大疫当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六稳”“六保”任务、补齐市场主体救治机制短板的重要抓手。实证调研显示,近年来我国预重整制度呈现司法供需矛盾的困境,从公共法律服务的视角看,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不足、专业性不强、开发不全、供给零散是预重整难以发挥制度功能的成因。以破产法庭建设为契机,参照“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将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化零为整,在破产法庭建构前置型“互联网+”预重整“一站式”司法协同平台,形成协同效应,可以助力预重整制度效能转化,推进破产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预重整案件的审理与规范

【裁判要旨】为最大化放大预重整制度的成本和效率优势,应当将重整程序中债权审核确认、审计评估、资产调查、重整投资人引入、重整计划草案制定和表决等核心步骤前移至预重整阶段;重整阶段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法定程序赋予重整计划草案预表决结果法律强制力。     

论我国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预重整制度的构建

实质合并预重整制度兼具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优势,能够在拯救困境关联企业、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方面发挥作用,构建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预重整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制度构建方面,为破除现有法律空缺所带来的困扰,应当以立法的方式赋予实质合并预重整制度以法律效力,并将其纳入现行破产法律体系之中;在制度内容安排方面,应当着重解决预重整一般规则无法适用的问题,充分考虑实质合并与预重整结合的特殊性,使之满足主体特殊性基础上的制度要求;在制度作用发挥方面,应当明确各参与者的角色定位,确保各自职能的"到位"而不"越位";在制度成果转化方面,应当通过与破产重整全方位的衔接保障企业拯救目标的实现。     

我国巡回审判的实践反思与制度构建

巡回审判制度是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它所体现的“两便”和“三个面向”原则在化解基层纠纷、维护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提高审判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在普法宣传方面也彰显了独特的辐射效应。但巡回审判制度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运行尚显粗放，存在着规范缺失、效果不理想、缺乏长效实施的动力机制等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法治化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在人才管理、物质保障、部门联动等方面实现制度创新。     

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实务化教学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带来了良好发展机遇,然其实务化教学体系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如何建立实务化教学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合理设计实务化教学体系,与实务部门合作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加强实务化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消除民族歧视法治建设的成就与展望

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我国所承担的国际人权法义务。通过对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作出的七次结论性意见分析可知,我国加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三十多年以来,在消除国内民族歧视问题的法治建设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包括采取法律措施消除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坚决反对种族隔离政策,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宽容。但委员会的关切主要集中在消除民族歧视立法体系不够完善、已有法律执行不力且救济缺失、多重歧视问题意识不足等方面。民族事务仍需依法治理,以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并在执法和司法中坚持贯彻落实,提高反歧视意识,可以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的人权。     

陪审民主话语的历史建构及实践基础

对待陪审制度的民主话语,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近代陪审制度民主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基本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需要而被人为建构起来。陪审制度本身和民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民主的条件下,陪审制度才可能具有民主的意义。陪审制度民主话语的实践基础是政治民主。就中国现阶段而言,我们应该摆脱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民主层面的单纯追求,应该从更务实的角度认识和提升该项制度,把人民陪审员制度当作一项社会整合的技术。     

论中国制度建构的实践原则和学理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历了"转化性制度建构"、"超越性制度建构"、"返正性制度重构"、"创新性制度重构"的过程.历史证明,中国制度的建构、重构应遵循"务实原则"、"范导原则"、"选择原则"、"实践检验原则"和"把握规律原则".为此需要研究生产结构的可能性空间学理,科学与人文二重取向学理,制度中介性建构学理,制度演变相对规律学理.当代中国制度建构的成果--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合规律的.相反,否定中介过渡规律的公有化试验(1958年之后的人民公社化)和某些人力求要做的私有化都是反规律的.     

浙江省安全信息化建设的实践研究

本文在总结浙江省安全信息化建设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该省安全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办法,探索布置安全信息化建设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对全面建立安全生产监管的信息系统,推进安全信息化建设的持续发展,促进浙江安全生产状况根本性好转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Direct Discrimination,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and Autonomy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 tend to impose duties on publicand private bodies that are often formulated as an obligationnot to discriminate. For instance, the European Union prohibitsdirect and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on certain grounds in certaincontexts. Under this model,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involvesa measure that, although it does not directly (i.e. explicitly)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a proscribed ground, produces adisparate impact that correlates with such a proscribed ground.Indirect discrimination is generally viewed, both conceptuallyand politically, as subordinate to direct discrimination. ProfessorJohn Gardner has argued that anti-discrimination law is justifiedon the basis of duties to respect other people's autonomy. Onthe base of this analysis, he argues that indirect discriminationis a secondary concept to the paradigm wrong of direct discrimination.I contend in this article that, if one adopts Gardner's autonomy-basedanalysis of anti-discrimination law, indirect discriminationis not a secondary concept to direct discrimination. Further,I argue that autonomy does not provide a convincing justificationfor the prohibition of either direct or indirect discrimination.I tentatively suggest, however, that the widespread impact ofcertain types of discrimination (alluded to by Gardner) maysupport an equality-based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of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末位淘汰制下解雇行为的合法性辨析

【裁判要旨】实践中,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实质多为以不能胜任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雇行为合法性的判定依据在于其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其关键在于对劳动者能否胜任工作的认定。     

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动因、路径和制度完善

算法内置性编码凝视、支撑算法运行的训练数据之偏差以及算法黑箱带来的程序透明度缺失是导致算法歧视的技术性原因,进而引致权利失衡,使权利成为缺损状态.为保障权利行使,本文认为应当确立算法公平理念,并明晰算法歧视法律规制的技术环节,建立以权利失衡的矫正为中心的法律规制模式作为算法歧视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并从明确筛选训练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