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适用解释中的两个问题

危险驾驶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半截子＂罪名,其罪刑设置只有明确的上文而没有确定的下文,因而其诠释与适用比较特殊。对于＂在道路上＂、＂机动车＂、＂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等法律用语均应作出实质性解释。关于＂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诠释,通过观察总结刑法修正案和现行刑法规定的内在逻辑、已有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实践做法,可以归纳出两点带有规律性的刑法解释论结论：对于危险驾驶行为仅发生一次交通事故的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性处理为原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处理为例外;对于危险驾驶行为连续发生第二次乃至多次交通事故的情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处理为原则,以交通肇事罪定性处理为例外。     

预防和控制危险驾驶行为的立法建议

为了预防和控制危险驾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应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同时,对＂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重新梳理,借鉴国外关于＂危险驾驶＂的有关立法,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细化有关标准,从而在根源上维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醉驾和追逐竞驶行为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追逐竞驶＂行为入罪,成立危险驾驶罪,从保护交通安全的目的来看,＂醉酒驾驶＂与＂追逐驾驶＂与原有的交通肇事罪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都是出于对社会交通秩序的维护,但从构成要件来看,二者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深入分析了＂醉酒驾驶＂、＂追逐驾驶＂行为,体现了我国刑法的预防功能和对于公共交通安全保护预防的提前。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危险驾驶罪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方式。危险驾驶案件多为醉酒驾驶。实践中,其规定存在着不足。应当扩大醉酒驾驶交通工具的范围、增加情节的限制,完善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刑罚处罚,规范与醉酒驾驶行为相关的机制。     

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思考

近年来,因＂醉酒驾车交通肇事＂现象愈演愈烈,以致增设＂醉酒驾驶罪＂的呼声日渐高涨。在此背景之下,《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了规制,未造成任何实害的醉酒驾驶行为亦构成犯罪。然而,现阶段即使在我国增设＂醉酒驾驶罪＂,其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也较低,并且在由于执法不严造成行政处罚的威慑作用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之前,贸然增设＂醉酒驾驶罪＂不仅违背了刑法谦抑之品格,而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醉酒驾驶行为不应犯罪化。     

浅议飙车行为的入罪条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立了危险驾驶罪,对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行为,也即情节恶劣的飙车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判断对具体＂飙车＂行为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取决于其是否同时具备危险驾驶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     

对危险驾驶行为及其入罪有关问题的思考

为了预防和控制危险驾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本文在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定罪量刑中存在的诸多疑问与争议,并就此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完善定罪量刑,构建公正、合理、明确的处罚体系的简要建议。     

信用卡“养卡”、“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兼与刘宪权教授商榷

信用卡养卡行为与套现行为,尽管在事实构造上存在不同,但是二者在刑法规范评价上应当做相同评价,只要行为人在养卡套现活动中收取手续费,均构成非法经营罪。类似借记卡性质的预付卡性质的预付费的储值卡、房贷卡等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适用于《关于办理妨碍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一款关于信用卡＂套现＂中的＂信用卡＂。信用卡套现的司法解释是针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而不是＂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POS机为自己套现,恶意透支的构成非法经营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想象竞合。持卡人使用POS机为自己套现,随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恶意透支的,属于转化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不再构成非法经营罪。     

民事举证妨碍规则初探

我国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举证妨碍行为和立法上举证妨碍制度的不足使我们对民事举证妨碍规则的探究具有积极意义。在对举证妨碍规则运行机理探析和举证妨碍行为界定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应区分不同的举证妨碍行为来规定不同的法律效果,并以此为核心建构我国的举证妨碍制度。     

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

危险驾驶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使得对其进行刑法规制成为必要。危险驾驶行为可以概括为醉酒驾驶、超速驾驶、吸食毒品后驾驶、无驾驶技能驾驶、无视交通信号或标识驾驶以及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与国外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打击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处置措施明显偏软且相对滞后,难以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妥当的处置,有必要在立法上设立危险驾驶罪。     

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法理探析

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法律对危险驾驶的立法规定不足,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法正确评价该行为,有必要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准确地界定,在刑法中单独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酒后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作为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过渡性罪名。     

论我国刑法中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危险驾驶罪中的实行行为包括醉酒驾驶行为与追逐竞驶行为。醉酒驾驶作为一种典型的原因自由行为,既可表现为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不作为的方式;追逐竞驶行为无须考虑主观目的,但却需要有特定的行为手段与行为地点。危险驾驶中的"危险"实属一种超越"被允许的危险",对危险驾驶罪的客观归属进行分析,可以适当地排除部分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群体性事件激发的群体认知基础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特殊社会群体行为。民众"相对剥夺感"是群体行为的根本动力,而民众的社会认知偏差,则是影响调控群体事件行为进程与方向的重要因素。     

单纯醉酒驾驶犯罪化理论依据探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单纯的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只关注案件实体的处理,忽略了法理的探究。单纯醉驾之所以能够作为犯罪化处理,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客观上看,醉驾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增加了该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盖然性;从主观上看,行为人设定的醉酒行为是在故意状态下为之,并能预见和认识到自己在责任能力低下的状态下实施驾车行为;作为抽象危险犯中的该种行为,从一般生活的经验来看,也具有现实的引起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可能,在结果无价值理论看来也给予否定评价。     

论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方法论困境

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为研究法律文化的学者打开了一个视域上的新窗口,但此概念也招致了不同层面上的质疑与批判。而这些质疑与批判从根本上看是对弗里德曼＂法律文化＂这一概念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呈现。一方面,旨在考察诸如观念、态度、价值模式等因素在形塑法律制度上的功用时,作为对象化的＂法律文化＂概念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其在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上不尽使人满意;另一方面,作为实证化研究方法的＂法律文化＂概念又面临价值性功用上的危机,其在满足法社会科学＂用法律改良社会＂的理想方面以及解释多元性法律文化方面显得不尽如人意。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无效法律行为之探讨——海峡两岸相关概念之比较

在民法上，“法律行为”向为建立法律关系之基础，亦为民法体系中之重要核心。中国大陆民法总则编建议稿有关“法律行为”之规定，亦为民法核心之一，且其规范之条文，系重要民法立法。而“法律行为”可谓已成为任何一种民法之基础。法律行为之存在，在某些情状下仍有可能衍生“无效”之问题。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行为之无效，系指按照法律之一定条件，对于已成立之法律行为进行评价后，所得之否定性结论。然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与现行制度，例如不当得利、物上请求权或第二百四十七条之给付不能、第九百七十九条之1订婚赠与物之返还等，规范上明显冲突。该民法第113条为大陆民法所无，故有就海峡两岸相关概念加以比较之必要。     

影响警用车辆安全驾驶的心理因素及矫正策略

驾驶行为通常受到驾驶员、所驾车辆、道路及所处环境四个因素的影响,而驾驶员是交通的主体,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分析影响警用车辆驾驶员安全驾驶的心理因素,有助于提出正确的矫正策略,以确保警用车辆的安全驾驶.     

网络游戏前“外挂”时期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网络游戏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网络游戏已经作为一种主流娱乐方式进入了千家万户。但是,在网络游戏产业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就包括因网络游戏"外挂"带来的法律问题,例如见诸于报端、经过刑事裁判的"传奇3G"系列"外挂"案和"QQ幻想"助理"外挂"案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起案件。结合案件中反映的问题,我们将重点分析刑法如何规制网络游戏前"外挂"时期的危害行为,以充分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     

危险驾驶罪法律适用刍议

《刑法修正案（八）》把醉酒驾驶和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行为定性为危险驾驶罪,给予刑法规制。该法案实施以来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文章分析了该罪的行为类型,并对该罪与相关罪名进行了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