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效用理论是现实生活的决策基础吗?——基于前景理论的反思

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不确定下的决策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之上,但大量的行为或选择悖论却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事实上,人类行为并非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而是包含了对风险的规避;风险厌恶也并非是普遍定律,而是更为凸显损失厌恶;同一问题也并非有相同决策,而是受不同框架的影响;决策权重与概率也不同,存在非线性关系;心理买价和心理卖价也不同,存在明显的禀赋效应;人们的选择与其评价往往也不一致,会出现偏好逆转现象.基于这些悖论,卡尼曼等提出了前景理论,它比预期效用理论更贴近现实,也更有利于理解和解释现实行为.     

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

前景理论是关于决策选择的重要理论,挑战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与主流的预期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主要是从价值的变化量,也就是获益和损失的角度来研究决策者的风险趋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一理论就开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本文首先介绍前景理论的发展由来,以及它的分析框架。随后讨论前景理论给外交决策研究提供的进步认识,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作者做出简短评论。     

直觉决策的反思学意义

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是两种重要的决策模式,都有不容忽视的功能。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将关注点放在理性决策上,极少去关注非理性决策。本文从非理性决策中的直觉决策模式出发,探讨在公共部门中直觉决策发挥效用的情境,分析直觉决策在如今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决策研究中如何凸显其价值和机遇,公共部门决策者如何应用直觉决策进行事件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处理,才能达到科学决策的标准。     

从不确定性到模糊性：人类选择行为不确定性理论的演进及其展望

选择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论之争本质上是相融合的。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因素就是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至今没有统一定论，从期望效用理论到信息不对称，再到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决策心理学方法，无不涉及到选择行为不确定性问题。比较各种不确定性理论，以可度量性和信息完备性两个维度将不确定性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Ellsberg—Zhang悖论。研究发现，决策成本越高，选择行为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大；从降低选择行为成本的角度做深入研究是未来不确定性理论的一个可能发展方向。     

威廉·里克尔与实证政治理论

威廉·里克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创立的“实证政治理论”带来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他对于政治制度的实证研究引领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学研究的风向.实证政治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包括:理性人——个体做出理性决策；博弈论与策略行为——个人做出决策之前会考虑其他个体的行为.实证政治理论主要运用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讨论制度规则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以博弈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研究不仅为政治学注入“科学”的血液,也为解释中国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情绪与理性共同影响下的领导决策研究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决策理论均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事实上,在领导决策过程中。情绪和理性对领导者做出合理的决策都具有重要影响。决策研究也由早期注重理性选择逐步过渡到关注情绪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关于情绪性因素对决策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情绪对领导决策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情绪和理性共同影响领导决策的综合模型。     

恐怖犯罪的犯罪经济学分析

犯罪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人的犯罪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都是得失关系和效用理性选择的结果,恐怖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综合分析该行为的成本收益之后才实施恐怖犯罪的。恐怖犯罪的成本包括：时间机会成本;惩罚成本;物质成本。恐怖犯罪收益是指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质的。在恐怖犯罪中,一般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犯罪人之所以选择恐怖．其根本原因就是恐怖主义可以得到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暴利”。     

协商决策:关于决策与理性逻辑关系的思考

政治决策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治理过程的核心机制。政治决策需要协商。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多元的,既包括个体理性也包括公共理性。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弥补有限理性、整合多元理性、驯化个体理性、达成公共理性都需要加强协商。这应该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反复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发展的初衷之一。     

犯罪理性人假设浅议

运用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来解释人类犯罪行为 ,已经有不少学者做过尝试。我们应该重新重视这个理论 ,以及它对犯罪原因和犯罪控制的解释能力。这个角度的解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也将对犯罪预防的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大数据俘获理性：“数据—知识—决策”框架下的公共决策理性增长逻辑

基于知识的理性决策原则构成现代公共决策的基本取向。哪些要素制约了决策理性,又如何拓展决策理性,成为公共决策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尝试在大数据背景下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解析。基于认知金字塔模型和决策过程理论,构建了“数据—知识—决策”理性决策分析框架,并分别将小数据和大数据两种不同的数据观和方法论嵌入其中,型构决策理性受限和增长两种不同的决策模式。研究发现,在小数据时代,受制于数据稀缺条件的决策者在决策事实感知、决策价值整合、决策规律发现上存在重大认知偏差,无法有效突破有限理性的决策困境。而大数据技术、资源和方法的出现给决策者提供了数据密集的新条件,既能改变决策者依据的数据与事实基础,也能纠正公共决策的价值信号与因果规律的偏差,促进公共决策问题精准界定、决策科学规划、决策智能优化的决策新范式生成。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决策保障机制研究文献综述

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决策保障机制的研究成果作学理上的梳理，得出国外有关农村基础设施的理论成果主要有：研究农村基础设施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基础设施供给决策机制的理论、基础设施项目决策机制的理论。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从农村农民需求的视角、国家制度安排的视角和整合这两方面的视角来研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决策保障机制。通过文献分析表明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决策保障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前景。     

浅谈林德布洛姆决策理论——兼与杜鲁门《政治过程》比较

《决策过程》是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中林氏通过对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式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渐进决策”理论和“多元决策”理论，本文将对该书中的以上三部分内容进行简单评论，并且将林氏“多元决策”与杜鲁门“多元决策”做了简单的比较，以期加深对西方经典决策理论的理解。     

技术理性—经验理性的背离与融合：决策模型的演进轨迹

理性决策模型在很长时间都占据着政策过程理论的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策科学运动的失败,理性决策开始受到全方位的反思和修正。研究发现,后续决策模型沿着政治情境强化与个体行动选择两个方向来开展,最终在论证转向中汇聚成民主化的路径。这一演进历程体现为对技术理性的背离,同时在政策模型中加入了经验理性的因素,最终实现政策过程中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的融合。具体的决策模型出现了多元、差异并且混合交融的特征,这也体现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决策过程的多层次、多面向与权变性。     

制度失敏：廖丹案的生成机理分析

廖丹案的基本事实并不符合紧急避险的前提和可行性条件,对其适用缓刑并非“法外开恩”而是“依法从轻”.社会环境对于犯罪行为生成有很大影响,“廖丹式”诈骗正是制度失敏下个体以身试法的鲜活例证.碎片化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和谐社会中的隐患,完善这一制度关键在于“先专项后统一”;在建设全民医保的语境下,政府应该鼓励民众理性参保进而减少道德风险行为.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在习语翻译中的应用——谈归化与异化的均衡点

分析目前翻译领域有关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将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应用于归化与异化在文学作品中习语翻译的研究。简单解释的归化法、详细解释的归化法和异化法在习语翻译中会产生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为达到读者阅读效用最大化,应理性选择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实现话语语境背景下的动态均衡。     

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对青少年犯罪防治的启示

差别交往理论是美国20世纪犯罪原因的社会学观点发展中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传统的从生物和心理异常方面探讨犯罪行为原因的研究定式格局,将视线切换到“正常的人”是如何学习进行犯罪行为的问题上,牢固确立了“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观点。本文试图从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入手,探求其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并以此为根据,揭示其对我国青少年罪犯防治的有益启示,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论犯罪经济学

犯罪是阶级社会的固有现象,长久以来,有关犯罪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控制和预防犯罪的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人们在经济行为中一般追求以最小的投入(损失)获得最大的产出(利益),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在对是否进行犯罪行为和如何有效预防、控制犯罪的方法选择上也应遵守经济学原则。     

犯罪行为的衍射规律分析——以未成年人犯罪为例

质量互变是事物发展的客观的普遍规律,也是我们分析各种现象的极其重要的哲学依据。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个体而言,其犯罪行为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行为模式的逐步衍变过程,为此,可以通过对其中规律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预防犯罪的针对性和主动性。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及其解答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无论人们如何理解理性 ,理性总意味着人们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正确把握。人的存在状态首先是需要的状态 ,对需要的正确认识表现为人的理性的基本诉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差异和矛盾首先就体现在这两种基本诉求的差异与矛盾之中。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现实解答是一种广义的制度。     

个体主义、政治精英与国际关系

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人格化的视角观察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行为、探寻国际冲突的根源,成为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现代意义上微观层面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注重个体的认知能力,强调政治领袖和决策精英的外交理念、才能、素质以及外交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应变能力在国际关系演变中的特殊作用.因此,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进一步理解政治精英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