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宪政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西方传统宪政把"以权力制约权力"和有限政府作为防范公共权力异化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在机制,这种宪政观尽管曾为资本主义的早期繁荣作出了贡献,但其单纯的控权思路和严格的"有限政府"实践逻辑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代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和公民对实现积极权利的要求。当代西方宪政变革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宪政发展主要表现在权利观的转型和权利内容的丰富化、权力制约模式多元化和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等方面。     

有限政府与权力制约

无限政府会造成社会效益的下降和对人民权利的侵害。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腐败的权力,有限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目的、权力的相对性和支配性、权力的行使客观上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在制约权力的诸手段中,法律是最有效的手段。     

有限理性下政府管制者的管制——基于中国行政语境的探讨

政府管制者是政府规制的执行者，其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政府规制的有效性。从有限理性人假设的理论框架入手，分析有限理性人假设在中国“双轨行政结构——功能系统”的行政语境中对政府管制者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管制者管制的路径：从法律规制、行政问责、第四种权力和社会团体的权力制约等方面来实现对管制者权力的有效监控，从而保证政府管制的有效实施。     

试论政府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改革

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是政府权力运筹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产生腐败 ,为了遏止腐败必须改革政府权力运行制约机制。进行制约机制的改革又必须遵循如下路径 :推行分工制衡 ;强化行政责任 ;健全程序规则 ;加强法制建设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构建权力制约机制的具体对策。在实施对策的过程中要厘清权力制约与行政效率、自我约束与外部参与、自律与他律三对关系。     

“小政府”：渊源、意义及其向度

产生于19世纪西方国家建立的以低消耗的廉价政府"小政府"模式,经过历史的扬弃,发展成在权力、职能、规模上受限的政府.当代意义上的"小政府"是指机构精简、职能有限、权力受限的政府.许多对"小政府"的质疑和批判,皆源于对"小政府"的内涵误读为小政府必定不是强政府、小政府模式已陷入困境、小政府是乌托邦,没有用动态的观点去理解.只有科学理解这一模式的内涵,才能明确其对当前政府改革具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体制;培育公民社会,扩大社会自治能力,限制政府规模等指导意义.当今,政府有效性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有效政府成为"小政府"模式发展的向度.     

论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权力监督与制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反腐败必须重在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这种机制由四种模式构成:权力模式、道德模式、权利模式、制度模式。四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实际运作中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目前,我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虽已初步形成,但运行中的低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采取必要的手段。其中,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基本手段有三个:一是民主手段,二是公开手段,三是法律手段。     

宪政与有限政府

政府职能的增加 ,政府“行政疆域”的扩展 ,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复杂问题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需要“行政国家”向“有限政府”的过渡。“有限政府”的建立 ,离不开民主与法治的发展 ,而民主与法治正是宪政的构成要素。宪政的精髓就是限制、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 ,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建立“有限政府” ,首要任务是建立宪政     

授权与制约：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力逻辑——以美国西雅图市为研究对象

公共权力在治理过程中起着贯穿性的作用,所有的治理主体都是围绕着公共权力开展自己的行为,公共权力不仅是治理主体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它们能够开展行动的基础。美国是有着自治传统的联邦制国家,作为地方政府,它的权力本身是来源于一种权力的授予,这种权力同时也要经受诸多形式的制约。这种授权和对权力的制约,构成了美国地方政府治理运作的核心线索。     

有效政府的法律控制

传统行政权力控制模式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在现代社会“有效政府”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应当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控制。既要对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行严格的控制,也要激励政府在推进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种融合实体与程序的综合控制模式表现为三个方面:法律规定行政主体的职能目标;法律设置行政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运行过程;法律规定行政主体违法的责任及对公民的救济方式。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