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Ⅰ)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

三木内阁试图利用中苏矛盾在两国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一方面表示要全力推进中日缔约，稳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以此提高对苏交涉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想开罪苏联，在中日缔约上施加种种限制，积极推动日苏对话，以增加对关战略博弈的资本，加重对中国谈判的筹码。三木内阁企图从中苏对抗中渔翁得利、两头通吃的作法反而使日本在苏联的压力下陷入被动，也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和否定，从而使其推行的“等距离外交”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的历史贡献

1949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重托,成功密访了苏联。这次访问,释解了中苏两党间的较多猜疑,争得了苏联的广泛支持与援助,使“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得到了苏联的积极支持,是新中国外交史上首次影响深远的访问。     

美国公众外交与东欧巨变

公众外交,西方称之为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冷战中美国对东欧的公众外交,即美国政府对东欧人民的以传播美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是美国对东欧“双轨政策”中的重要一轨,也是美国对东欧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对东欧公众外交的巨大成功,使美国与苏联,美国与东欧国家政府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     

美国兰德公司的苏联政治研究:内森·莱特斯与《政治局行动准则》

鉴于冷战背景下美国对苏联了解十分匮乏的现实,兰德公司根据美国政府需要,对苏联展开了大量研究工作,内森·莱特斯的《政治局行动准则》报告最具代表性。该报告是兰德公司关于苏联政治情况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方式分析斯大林和列宁的经典著作,总结出苏联政治决策的行动准则。报告是美国苏联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契合了当时美国国内对苏强硬的主流政治需求,对美国海军、心理战略委员会等官方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兰德公司相关背景资料的搜集,美国政府和美国空军相关档案的研读,以及以《政治局行动准则》为重点的兰德公司研究报告的分析,同时辅以回忆文章、报刊杂志等资料,来探究兰德公司开展苏联研究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官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美关系

自1983年12月15日苏联中止维也纳常规军备谈判后,苏美14年来第一次全面停止军备控制谈判,甚至正常的外交接触也冻结了。意大利《全景》周刊惊呼“第二个冷战时期已开始”。法国总统密特朗警告目前局势与1962年古巴危机,1948～49年的柏林危机相类似。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比亚勒说“超级大国之间一场考验正在到来。苏联人民感到受挫、愤怒,他们不得不重新估计他们的勇气,重新取得今日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独家享受的影响”。苏美关系的恶化压倒了1983年一切事件,而且世界上重大事件都带有苏美争斗的色彩。     

"东亚合作论坛2007: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研讨会综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东亚地区局势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东亚区域外的美国,对东亚的战略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与东亚的关系也将在一定程度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东亚合作论坛围绕“变化中的东亚和美国”这一主题于2007年11月10至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蒙古等国近9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就“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日本的亚洲外交与日美关系”、“朝鲜半岛形势新变化与韩(朝)美关系”和“东亚区域一体化与美国”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美国与中苏联盟(1950-1965年)

战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失败。美国对中国相继采取接触政策(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楔子")、极限施压政策、核武压力等,目的都在于分裂中苏同盟。然而,在中苏同盟实际破裂之后,美国方面却没有及时、正确地认识到,这就有了后来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使得其对待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区别对待)和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坚决遏制),截然不同。美国的冷战思维在亚洲地区高度程式化,并日益固化为其国内政治中的"冷战公理",虽明显充满偏见,但无人能加以挑战,因为代价太高。尼克松-基辛格政府抓住越战失利的机会,加上二人对美国国内局势的掌控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才得以短暂实施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不过"冷战公理"的根系仍在。     

冷战初期缅甸中立外交与美国对缅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甸的援助活动主要围绕其对缅中立外交的认知展开。入主白宫后，艾森豪威尔对东南亚区域一度奉行整体遏制战略，漠视缅甸独特的中立外交政策和援助请求。随着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以及中苏两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美国逐渐放弃区域整体战略，不仅接受了缅甸的中立外交立场，还向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做出“妥协”与“退让”,在援助谈判中便出现了施援国处于被动地位而受援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吊诡现象。总的来看，美国寄希望于利用援助影响缅甸的内政外交，而缅甸期望通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双方在援助目标上的分歧构成了美国对缅援助的结构性矛盾，也凸显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即美国对外援助并不完全是影响受援国的有力工具，反而会成为受援国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     

苏联剧变的缺口是从哪里打开的?

近两年来,我因在列宁格勒筹备中苏合资“上海饭店”的开业工作,直到1991年9月份仍在苏联,对于苏联社会生活和中上层人士有一定的了解。依我的观察与思索,苏联的“突变”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主义的堤坝早已被打开了多处缺口。第一是苏联共产党自身。戈尔巴乔夫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新思维”这把利刃,来剜共产党自身的肉,砍自己的手脚,可以说是“自毁长     

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

冷战期间 ,里根政府外交决策层在制定对外军事干预政策时主要受到两个重要的认知性因素的影响 :一是对苏联威胁的判断 ,二是越战的经验教训。本文通过分析里根政府围绕对外军事干预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政策取向以及有关争论 ,探讨了上述两个认知性因素如何推动美国政府将保守主义外交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文章在最后部分 ,联系“9·1 1”事件以来的美国外交实际 ,对当前布什政府的对外动武政策做了初步分析     

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

到1950年1月底,中苏关于同盟条约以及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谈判基本结束,其结果都是斯大林被迫作出让步。在此期间,特别是此后的谈判中,苏方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希望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弥补其"损失"。这主要表现在双方有关苏军使用中长路、补充协定、股份公司、专家待遇和汇率等问题上。尽管中方在后期谈判中作出妥协,斯大林还是在中苏外交谈判之外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其后果很可能使中苏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孟加拉国多元平衡外交的历史向度、现实考量与前景展望

孟加拉国自1971年独立以来奉行“平衡外交”策略。孟加拉国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被称为“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推崇的“友及四方,不存恶意”外交理念和把孟加拉国打造成“东方瑞士”的外交定位对该国后来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独立50余年来,孟实现了改善与印度关系,推动与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加强与伊斯兰国家间联系,积极加入国际和地区组织和合作机制,并深化与中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大国间关系。孟加拉国之所以制定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主要基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区域安全三大需求。未来,孟加拉国将继续与印度保持紧密联系,与中国持续加强合作,并强化与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间关系,为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阿登纳的外交思想

文章论述了阿登纳的外交目标：近期目标是复兴西德，而远期目标则是统一大国。文章分析了阿登纳的外交思想：１、向西方一边倒，反对中立化、重新武装及依靠美国。２、欧洲联合。３、以中国牵制苏联。阿登纳是西方极少数几个很早就预料到中苏会发生对抗的政治家之一。文章介绍了阿登纳远在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已经预言中苏冲突不可避免。文章最后还分析了阿登纳晚期外交思想的转变。     

RCEP的动因、内容、挑战及中国对策

RCEP是顺应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重要体现,在有效整合亚太众多复杂的地区性合作机制的同时,也可对美国掌控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起到平衡和制约作用。但RCEP本身的内容及特点决定了未来谈判进程必然面临其成员内部FTA整合与东盟内部向心力和共同意志缺失等问题的挑战。对中国而言,尽管RCEP的推进并非易事,但其积极效应理应促使中国以积极主动态度参与RCEP谈判,进而争取更大的亚太合作空间。     

“大国竞争”下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特征与走向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政策虽然基本上因循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非路线,但却更突出“大国竞争”的意味。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目标是维持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强化与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中“大国竞争”的意涵,但更多依靠多边组织和盟友来强化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实行“价值观外交”,继续维持附加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     

美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东南亚的视角

本文评述了美国与东亚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及东盟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东亚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作者认为,中美关系肯定是未来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中国的崛起促使创立东亚地区机制成为必要。多边合作是解决和克服双边低效的最直接的战略,因此,创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关系的现状、问题与前景

在冷战后期,苏联在东亚地区实行战略收缩,东北亚局势随之得到了缓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上的权利义务,苏朝、苏韩关系转变为俄朝、俄韩关系。俄罗斯加快发展以经济为先导的“亚太外交”,这不仅有利于恢复俄罗斯经济,而且为俄罗斯在未来时期恢复前苏联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目前,俄罗斯国内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民族纷争,这大大限制了其在半岛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显得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