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的生动样本——贵州省信息与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纪实

2015年1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使中华大地处处充满无限生机和创造活力。"贵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依靠创新支撑。贵州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谢晓尧教授领衔的贵州省信息与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其理论探讨与科研运用已步入全国领先行列,是大数据时代贵州创新驱动的排头兵。     

关于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思考

科学哲学作为20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提出是否必要，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一直是学者们探索的问题。文章认为科学和哲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关注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科学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对科学进行反思，是对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模式、规律进行认识重建的理论。从哲学对科学的反思以及从科学的反思中实现人的自由来说，科学哲学的提出是完全必要的。     

实现科学发展应把握的几个基本关系

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涉及几个基本关系,即社会自身各个构成领域之间的关系、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此,应上升到社会哲学的层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和把握.     

传统文化在信息道德修养中的作用

信息道德与法律是信息技术合理运用的前提与保障。一个人信息道德修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人信息素养优劣。培养和提高每个公民在当代信息社会下所应具有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够符合当代文明社会的准则,是当代信息化社会现代教育的重中之重。在提升思想道德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领域分离与融合中看制度

工业化、城市化造就了近代工业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社会的分化,这个社会的一切都处在一个不断的分化过程中。其中,最为基本的分化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农业社会是一个一体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规范作用的是习俗和道德,在习俗和道德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也是一个权力制度体系。工业社会的分化使不同的领域出现了不同的规范和规则体系,其中,法律是普遍的规范和规则体系。但是,也正是由于领域的分离,使法律制度的普遍性受到了极大限制。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趋势,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道德制度的生成。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自觉地去探索这种制度并加以建构。     

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研究

目前我们正处于人类文明的一次新的大转型时期。要理解人类文明如何转型,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变革,如何设计信息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中国如何搞好改革开放,都需要新的理念和方法,系统科学方法则是这一文明转型的不可或缺的智力工具。本课题沿着时间的脉络,进入现代系统科学方法的殿堂,去了解整个系统科学方法的结构体系以及系统科学一般方法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去研究具体系统科学方法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应用。     

论科学视阈中的人文话语

现代科学在20世纪取得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科学与人文是在同一个人类社会文明的母体中孕育的,科学探寻“是什么”的客观描述,人文则回答“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内涵。在人类享受了无数科学的善果之后,科学也滋长分裂出自身的对立物,形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暴露出它天生的破坏和制约作用。科学技术的异化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人类在自酿的苦酒中清醒,反思自己的行为,追索科学理性的人文关怀和人对自然天地的诗意情愫,重新唤回科学人文精神,求得人—自然—社会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于科学分配观的几个基本问题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针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什么是科学分配、如何实现科学分配等问题,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的分配观.科学分配观的内涵是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效率要求的分配.科学分配观内含于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心理学原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科学应用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人们、武装人们,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使人们更好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加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进程。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     

案例研究法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有不少文献专门讨论案例研究在教育学和管理学中的应用问题,而讨论案例研究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问题的文献则极为少见。在厘清了案例研究的概念、特点与类型之后,本文尝试提出政治科学中的案例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是否采用案例研究,要基于研究的需要;案例的选择,要基于一定的标准;案例研究与其它方法相结合,要基于方法的互补;案例研究是否能够深入揭示研究问题,要基于丰富的素材;案例研究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要基于背景的考虑。     

论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内在冲突与协调

随着科学研究的建制化发展,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建设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与政治之间既是互斥的,又是共生的。在当代,一方面,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政治文化建设离不开科学创新实力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也是影响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的文化要素。但是,科学文化不同于政治文化,二者既不能离得太远,也不能靠得太近,国家科学文化建设要求正确把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在科学的行政标准与学术标准、功利目标与求真目标、科学民主与政治民主之间保持协调。     

信息领域的“集成电路板”——采写区域新闻的实践与思考

每个地方都有太阳跃上地平线。 在我们四周，每时每刻都产生着新闻。社会现实和信息需求，造就了越来越发达的传媒业和传播手段。层出不穷的新闻，可以有多种区分。以内容划分，以往一般有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还有科技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卫生新闻，等等。若以时效划分，则有动态新闻或非动态新闻；     

政府采购与经济领域中的反腐倡廉

反腐倡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要贴近经济,借助于市场机制,在政府购买活动中建立公开、公正的采购制度,来严格防范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从表面上看它是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职能,节约预算资金的一个重要举措,而从深层次上看,它还可以在经济领域中达到反腐倡廉的效果,意义非常重大。 一、可资借鉴的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制度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已经是公共支出管理中普遍采用的手段。对这种制度的监督检查,无孔不入,无时不有。上至总…     

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超越前人的地方并不在于“对全人类解放的承诺”,而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和无产阶级解放历史条件的不倦探索。离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则无所谓对待它的科学态度,科学态度是在具体分析客观对象的过程中产生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是从现实社会的矛盾运动出发的,其方法论特征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价值的肯定与向往,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状况的否定和批判。     

在真与善之间架起桥梁--科学伦理学的历史使命

在科学与伦理、科学与道德、求真与求善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科学伦理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在真与善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深入研究科学与伦理、科学与道德之间的深刻关系,促进科学与道德、求真与求善的良性互动,从而在不断推动科学进步的同时,也不断推动人类道德的进步。     

建立应用哲学 打造科学思维

要使一般人都能把抽象的哲学用于指导社会实践、推动社会科学发展,就必须建立应用哲学。应用哲学是关于如何把抽象的哲学原理运用于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学问,它包括学科哲学和哲学方法学(方法类应用哲学)。本文将着重对建立应用哲学的意义及哲学方法学的基本框架进行探讨。     

关于信息经济的几点思考

信息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是信息技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辉煌成果,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互联、互动、互促、互惠的途径逐步发展的,信息经济是一种以信息革命为先导、以信息技术为物质基础、以信息产业为主干的经济,它是信息时代的支撑性经济。因此,正确认识信息经济、抓住机遇,迎难而上,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充分挖掘民族智慧的新战略,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已成当务之急。　　实现信息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探讨。　　1.紧紧抓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工业化与信息化…     

运用现代信息手段 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广大官兵政治上面临的考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新形势下,必须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方法手段,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确保部队纯洁巩固。     

浅谈信息素质教育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作用

全球经济化,国际交流网络化,随着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使得图书馆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新概念的出现,使得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高校图书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试从信息素质教育和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角度来探讨信息服务的新方向和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对策。     

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的适用性分析

我国政府部门基于资源和权力方面的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然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个好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应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同时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有计划地培育非营利组织的自治能力,从而有选择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实现在政府有效治理基础上的治理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