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协商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杭州“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机制创新与经验启示

市民参与协商公共事务治理是社区自治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协商治理的理论视角,以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个案,按照"公共平台——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模式——协商效果"的框架对社区居民协商共治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同时对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治理。结合"湖滨晴雨"工作室运行的经验,本文提出完善社区事务协商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性追求与制度化路径

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一种制度化探索,承载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基层自治,建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以及优化公众参与机制等时代使命。在社会内部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的双重驱动下,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呈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体现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性追求。然而,实践中多重主体和多重制度逻辑的运行张力,也导致了基层协商民主共治机制乏力、可持续性发展受阻、运行目标偏离以及社会主体性力量凸显不足等问题,亟待在更高层次上加以系统谋划,实现制度化运行。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协商驱动的统合机制,完善协商运行的共治架构,革新协商实践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使基层协商民主的多重参与主体和多重制度逻辑能够协同发力,进而实现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     

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路径

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但是其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政社关系不明确、基层协商制度形态功能定位缺失、基层协商参与主体民主素养较低、网络协商发育不足等制约因素。为此,推进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应多措并举:协调政社关系,推动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区分不同基层协商民主形式的功能,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体系;加强基层协商参与主体的教育培训,培育良好的协商民主文化氛围;搭建网络协商平台,创新协商民主形式。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关键议题

强调话语为中心的协商已经成为当前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多元而创新的实践正渗透到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学者多角度的研究也勾画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城市社区探索形成的"公民论坛""议事会"等实践模式成为当前协商治理的具体形式,在增强居民参与、提高政策合法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建立在我国政治语境研究基础之上,是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理论相互融合的产物。通过对协商治理提出的背景以及实践形态进行分析,以"协商"作为出发点解析协商治理的深刻内涵,当前城市社会协商治理的关键和重点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协商性与合法性、监察化与制度化、协商程序与结果质量以及相互理解与公共责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之道

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思维,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公共参与和协商治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普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和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要使协商民主成为治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制度化、常态化的模式,可以从建立协商民主考核机制、设立明确具体的协商民主程序、创新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培育社团组织和建立规范的协商对话的教育培训制度等层面进行创新和探索．     

基层协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机理考察与优化路径——以贵州凤冈县“四直为民”模式为例

立体多向互动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生命力,协商民主贯彻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为一个上下关系互联、内外体制多向互动的治理现代化过程。凤冈县"四直为民"作为一项在县域范围内推行的基层协商实践,其治理机制的上行、平行和下行三种途径符合协商型地方治理的目标,其基本结构、方式和效果体现承接上级要求和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满足联结上下关系和打通内外体制的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四直为民"基层协商为代表的地方治理现代化实践意味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道路迈出了坚实步伐。"四直为民"治理模式的制度化和长期化运行,需要汇入县域作为地方治理现代化自变量的观察要素,嵌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转换使命,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以及融入基层社会秩序重塑碎片化治理的稳定命题。     

社会治理创新:动因、要素与路径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实现政治稳定和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础。我国社会转型引发的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使原有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行政控制思维模式主导下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目标异化和治理能力弱化,以及社会价值体系混乱所致的公共精神缺失等,共同引发社会治理失效。在当下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与社会治理在价值上的契合,当以协商民主为基础,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和公民精神,强化法治保障等途径推进社会协同治理,重构社会政治生态。     

社会治理进程中协同理论运用的法律保障探析

"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社会协同治理是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基于对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政府应重视协同发展理论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制度。协同治理必须通过强化制度保障才能得以实现,政府应通过改善、加强立法,健全培育制度以形成合力,并以制度的改进加快社会治理的改革,最终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协调发展。     

寻求协同优势:实现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有效的集体行动逻辑——基于西安市T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多元结构共同作用的集体行动,也是多重环节连续相扣的统一过程。在城市社区协商民主中寻求协同优势,需要在收集和识别居民多维诉求的基础上选定精准务实的协商议题,以代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为原则选择构成合理的协商主体,规范协商会议的程序以确保多方观点的平等表达和充分交流,建立居民主导、政府协助、多方参与的执行与监督反馈机制以确保协商结果高效落实,并在行动全过程中积极培育社区普遍信任。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效果和质量,应当在社区动员和教育活动、社区协商制度等方面重点施策,以协商民主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社会协商:中国的内生缘起与理论探索

社会协商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过程中整合社会力量与构建共享性社会秩序的产物,具有内生性特征。内生自发的社会协商,在当代中国演化成为促进中国底层社会自治和政治-社会沟通合作的多元民主活动、对话平台与整合机制,是中国对社会民主的一种独特探索,是以协商为主要民主偏好的中国特色协商政治的重要组成内容和建构渠道,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支撑。多维理论审视下的社会协商,形成了现阶段以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商为主、社会力量主导下的社会协商为辅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发展逻辑。它的未来生长和民主功能发挥,将在培育"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同时,促进二者在沟通协调中互动合作与和谐并存,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协商民主与构建和谐社会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形态,有利于公民利益表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促进公共治理。发展协商民主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发展基层民主,完善社会自治,重塑行政文化,培育政府协商精神,加强公民教育和增强公民的主体参与意识。     

浅谈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赣、浙两省个案的对比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020年4月,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要充分发挥履职职能,需要推进社会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江西"有事先商量"和浙江"圆桌会·请你来协商"是两地关于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从对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是通过向基层引入协商理念、建立协商机制、输入协商资源三种途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此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和社会化。人民政协通过一定的渠道途径发挥职能作用,对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协商民主: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内涵要义与特征是极其一致的,表现为:多元主体参与和网络结构契合、注重多元手段的契合、社会公共责任契合。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有助于社会治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和谐;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凝聚社会共识。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应明确协商民主参与社会治理的边界,夯实代表基础;重视网络协商民主,拓展社会治理的空间领域;强化基层协商民主,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水平。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民参与模式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样态

"参与"是民主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之源。从公民参与权利和权力"两权耦合"的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将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参与模式分为高主动、高协商的合作型参与,低主动、高协商的决策型参与,高主动、低协商的介入型参与,低主动、低协商的建议型参与四种类型,并可以通过相应的实践案例予以验证。结合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来看,为适应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保证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在实践中应致力于深化公民参与权利与参与权力的"两权耦合",增强公民参与的活力。具体来说,优化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模式仍需回归"公民"本身,既要回归"公民"本身内在的意愿和能力,也要回归"公民"本身外在的性质和规模。     

迈向公共治理的共和路径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形成以公共治理为中介的实践共同体。我国在迈向大国治理的康庄大道中,为公共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又面临着一些困境。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公共治理,需要发挥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势,从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构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讨

按照党的十七大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的要求,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突破口,通过改革政府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探索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