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理想模式及功能

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合作社,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有效途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具有以下综合优势:保证单位面积农田的最大产量,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务农,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民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增强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这样的发展模式还能培育并不断壮大农村中间阶层,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效应,有助于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应在提高资本下乡门槛的同时,鼓励农地在村庄内部自发流转,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功能及政府扶持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以来,全国各地家庭农场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安徽郎溪、湖北武汉、吉林延边等五大发展模式,正在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在保障我国农产品安全、科教兴农和培育新型农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家庭农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土地流转、融资保险、农场主素质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还面临一系列困难,为了化解家庭农场发展的困难,各地政府出台了许多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些扶持政策的方向性和目标性等仍需适度调整。     

合肥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探索与思考

现代规模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文从探讨我国农业经营模式曲折历程入手,着力阐述建构在小农经济根基上的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认为其兼备联产承包责任制自主经营权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式规模化管理的双重优势,是现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升和完善,其出现具有必然性与必要性,需要创新政策环境大力推进实施。     

刑事诉讼家庭模式的再评价--从对抗到合作

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利益分化,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过分强调对抗,这种所谓"争斗模式"自身存在无法解决的种种矛盾,而以家庭模式为代表的合作型刑事诉讼模式提倡控辩双方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求案件的解决.合作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是与现代国家的发展样态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对格里费斯的家庭模式重新加以探讨,以应对刑事程序的改革.     

从“公私二分法”到家庭正义

在现代社会,随着两性平等的日益推进,家庭不和谐以及性别不平等问题日益凸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包括两性平等,但法律往往通过赋予女性某种权利来追求两性平等,这种做法无法改变社会中的根本性支配结构。只有充分认识到"公私二分法"的根源和弊端,并把关怀和尊重维度下的正义引入家庭,才有助于两性平等的真正实现。     

论夯实农业根基的三大决策——从支持家庭联产承包到新农村建设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以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废除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使农村一步一步地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走上国家协调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江泽民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改革向城市发展的结果,又为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对＂三农＂问题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     

“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理想模式及功能简

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合作社,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有效途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具有以下综合优势：保证单位面积农田的最大产量,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务农,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民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增强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这样的发展模式还能培育并不断壮大农村中间阶层,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效应,有助于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应在提高资本下乡门槛的同时,鼓励农地在村庄内部自发流转,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     

从过渡模式到目标模式——对陕西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从农户需求视角入手,对陕西省5个县（区）102个农户进行入户调查,并对当地政府农业社会化服务职能部门、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等各类组织进行详细的案例调研。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陕西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求状况和基本特征,从而提出了陕西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创新路径——由建立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的过渡模式到建立以农户需求为核心的目标模式。     

中国模式软实力：从增长模式到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世界有目共睹，在这一巨大的变迁中，形成了全球视阈中的“中国模式”；反思中国模式，毋庸讳言，存在诸多发展性问题，中国模式软实力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提升中国模式软实力的路径选择在于，倡导并践行科学发展观，使中国模式不断由增长模式向发展模式嬗变，并在这一更迭的进程中不断增强其软实力。     

军民融合融资模式:从财政主导到多元化资金支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要求,本文从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归纳总结主要国家军民融合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构建中的经验与教训,剖析当前我国军民融合资金支持体系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为目标,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3456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即实施三步走策略、培育四大主体、拓宽五大渠道、完善六大保障机制。     

从竖直化管理向扁平化管理过渡--论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

行政管理模式的选择不依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必须服从客观实际.优秀的行政管理模式应顺行于社会经济主体关系的走势,否则必然引起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市场经济的横向社会关系走势,要求行政管理模式从竖直化向扁平化转型.这种转型不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会引发一场行政管理革命.中国应该主动迎接这一历史变化,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实现行政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本文简要回顾了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从研究现行土地制度给农业产业化经营带来的阻碍,来分析现行土地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适应性,围绕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土地制度的要求提出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独自到对话：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应然选择

高等教育管理是以制度组织为中介的教育管理主体间的交流与沟通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对话的过程。作为当代哲学思潮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对话已经成为管理中各主体解决问题、达成目的的有效策略。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管理理念,对话体现出的是主体之间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对话理念既是对独白式传统管理理念的解构,又是对现代管理理念的重构。与传统的独白式管理理念不同,对话理念具有平等性、互动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多元主体参与、团结与协作、民主化是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由独白到对话的应然选择。     

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嬗变:从官僚制到网络治理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历经了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和网络治理五大阶段,每一种理论范式存在着其合理性和限度。考察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各种范式的经验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绩效管理：走出绩效考核的困境

绩效,是个倍受关注的话题。当前绩效考核中存在五大问题:理念错位、指标固化、方法误用、反馈缺失和结果同化,因此需要建立全面绩效管理体系,现代绩效管理是走出传统绩效考核困境的必然路径。从传统绩效考核到现代绩效管理是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体现了人本管理的思想、渗透了过程管理的理念、凸显了沟通激励的功能、强化了团队绩效的作用。     

整合业务流程管理实施模型研究

整合业务流程管理是当前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从管理体系、信息支持、岗位支持、知识体系、绩效体系等方面进行流程管理的整合,是提高流程效率、发挥流程职能的基础和关键。建立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整合流程管理体系,将会使企业的经营运作更好地面向客户需求,发挥流程的价值和创造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增强企业凝聚力与核心执行能力。     

我国家庭农场法律定位若干问题的思考简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经营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对部分省市调研所获得的统计数据显示,家庭农场在工商注册中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比例最大。但根据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将家庭农场定位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更符合其本质属性。国内许多省市制定了本地区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条件各异,建议将经营者主体资格、经营范围、经营规模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条件列为家庭农场设立的法定条件,应基于规模经济效益来测算各地区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无须对家庭农场的雇工人数和注册资金设置特别的限制条件。     

从中原到中国:中国文化的农耕本性

中国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本性最根本地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属性.就中国传统农业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天人合一”根本地体现为农耕生产方式对土地或自然的高度依附性,而中国文化的人本精神、伦理取向和对自然时空审美价值的发现,均直接来自农耕文明的孕育.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协同关系,劝农传统、移民政策和屯田制度等,是中国文化确立其影响力并外向扩张的最重要手段.     

对我国农业土地集约经营道路的思考

通过论述农业土地集约经营的内涵和分类，分析影响我国农业土地集约经营的主要因素，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探索我国农业土地实行集约经营的路径。     

家事审判制：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法庭

家事案件因其高度人身属性而不同于普通民事争议,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既具有终身性又可变的两面性,彼此利益既统一又分离;双方的自由合意和处分权受到较大限制。为更好地适应家事争议当事人的特殊利益需要,应对家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促进家事争议处理质量的提高,我国宜借鉴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司法改革经验,制定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在法院设立专职审理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乃至家庭法院,配备擅长于调处家事纠纷的法官及专职辅助人员,尽快构建家事审判制度。宜把司法裁判定位为解决家事争议的最后手段;鼓励当事人利用和解等多元化途径解决家事争议,化解家庭矛盾和冲突,提高家事争议解决的司法效率和社会综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