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环境治理维度下环境NGO的生存之道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指在已有国际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在全球层次上通过改革重建的一套更有效的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机制及制度,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旨在解决跨国性的环境问题,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NGO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一环,它的兴起与发展弥补了传统以国家为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缺陷,并为全球环境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环境NGO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着缺乏合法性资金来源、难以适应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框架、本身治理结构存有缺陷等现实难题。为此,要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进一步壮大与发展,环境NGO应在恪守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处理好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并适时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在全球气候治理这样一个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中谈形象塑造,与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大国形象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应在气候治理事务中努力塑造承担责任、客观公正、积极推动和扶助贫弱的形象。而这其中,中国将会面对来自结构、行动和话语三方面的困难。为克服困难,在相关问题领域塑造良好形象,中国应采取行动与话语相结合等多种策略。     

论全球治理中的行为体

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及其作用的加强,带来了国际社会制度的创新,是全球治理提出的现实基础;国家行为体不再独处国际体系的核心而独享国际价值的分配。然而两者之间,并非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必须对西方一些学术观点保持清醒,正确认识国家的作用。     

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和妇女非政府组织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全球治理”逐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全球治理的主体不仅有各国政府,还包括各种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妇女非政府组织是其中的一支活跃力量。它们积极关注危害整个人类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并极力敦促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信念得到充分的体现。     

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主体,它在全球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其组织特性而言,它不仅具备国际性和非政府组织的特征,而且还必须以信仰为基础,这种特性决定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文化沟通、冲突调解、国际救援,促进经济公正和人权“维护”等领域的独特作用。这些作用背后反映了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更多的可能不是表现为政治性和直接性,而是伦理性和间接性,这既是其推动全球善治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缺陷所在。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治理分析

本文分析了城市治理的几种模式,指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条件下中国城市治理主要解决三大问题,即改革中国城市政府、建立高效的城市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处理城市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和谐世界”——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和平与发展到和谐世界的提出,和谐世界对全球治理理论的阐释和丰富。     

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安全威胁与新时代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成为影响国际安全极为重要的变量。当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面临着现实挑战：西方国家建构并极力维护“中心——外围”二元安全体系;西方国家极力阻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中国全球安全话语权构建处于弱语失语状态。同时,新时代呼吁新的治理理念和机制,中国正不断建构安全理念和话语平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等,这些都是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现实机遇。为此,本文提出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提升的几点对策思考：凝练文化内核,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做好技术创新,构建立体、多元、智能的话语传播体系;提高话语分贝,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中国环境NGO发展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在公民社会中,NGO即非政府组织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我国环境NGO发展相对滞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这表现为,我国对NGO的设立实行行政审批制,对其发展采取"限制竞争、抑制发展"的政策,相关税收优惠制度不健全,以及配套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在当前社会情势下,政府必须适时转变其管制型的NGO政策,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政府组织基本法》和修改相关法律等手段来消除现行法律中的不合理因素,才能充分发挥环境NGO在保护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     

公共治理的发展瓶颈及对策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由于已经成为一部分社会公共服务不可替代的提供者和生产者,从而成为全球新的引人注目的重要力量。然而,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公共治理也面临着发展瓶颈。针对公共治理发展瓶颈的一系列难题,公共治理要重点关注制度层面、操作层面、能力层面以及理念层面等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方案选择

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乎全球治理的具有战略高度和世界情怀的宏大时代课题。从全球治理现实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的全球治理理念表征着全球治理的多重挑战,其现实指向性是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共同利益,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有着质的不同的治理方案,无论是从人类制度的多样性来看,还是从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发展目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来看,都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寻求替代现行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治理方案的可能性选择。     

“双碳”目标下全球能源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

随着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的高度关注,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本国的碳达峰碳中和设定了实现目标和期限。而全球能源治理中长期存在问题和功能性缺位,使国际社会对全球能源治理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大国,中国在国际能源事务中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上也提出自己的目标。在当前的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中,中国可积极发挥自身作用,适时提出中国方案,以提供能源治理领域公共产品的方式,助力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和“双碳”目标的实现。通过在价值理念上倡导以合作共赢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在制度机制上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与不断完善,在技术发展上积极推动低碳能源技术创新与双多边合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中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比较发展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西方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这些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理念、与政府的关系、内部管理因素、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同时,也在某些方面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就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加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战略改革,促使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     

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及其现实意义

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全球治理赤字集中体现为国际权力的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治理机制的效用不足以及治理收益的分配不均。站在人类共存共荣的政治高度,着眼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国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即坚持共商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坚持共担原则,提高全球治理的行动力;坚持共建原则,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创新;坚持共享原则,确保全球治理成果的均衡普惠。这一方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设计了可行路径,为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指出了明确方向,为推动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和政治主张上的矛盾更呼唤全球治理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其原则、主张和途径等内容是逐渐清晰的,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基本准则应建立在各国共识基础上,对本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给予准确界定,增信释疑、共谋发展。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要素,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赢得全球治理与发展评价的主导性话语权

对全球发展与治理进行研究与评估,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话语剥夺"的巧妙形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走出自己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应重视指标评估这种"静悄悄的权力",争夺全球治理与发展评价的主导性话语权。     

全球治理走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

全球治理失灵的窘境正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全球层次治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区域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长足发展,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体现其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出现了区域转向的态势。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来源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性的增强,由于二者间存在治理客体、目标与机制的通联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良性互动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区域转向的核心目标是寻求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区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不意味着完全走向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存在着本体差异性与内在矛盾性,二者不能完全重合与互相取代。在区域转向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矛盾性也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与限度,注重这一过程中的法度,保障这一进程不脱离全球治理的目标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