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比较视域下当代孝与养老的困惑解析

中国传统的孝和养老体现着礼法一体的和谐统一,在当代却面临着家庭结构变化、养老立法滞后、养老保障缺失,尤其是孝与养老失衡等问题,其深层的原因是中华法系的家庭养老与大陆法系的社会养老在文化价值、社会制度、政治传统之中的差异。     

论中华法系和谐社会思想与当代法律的发展

和谐社会思想在中国本土的历史上,其消极影响可能要大于其自身的价值。然而,思想是自由无色性的,正是多元的思维、视野以及观察、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具有多样性,才使得社会生活丰富多样,显现出人类独有的精神面貌。在当今和平发展的世界性主题背景下,中国提出并倡导建立和谐社会,表达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社会发展走向。接近和谐社会的目标,需要包括发展法律、进行制度创新以及纠纷预防和解决机制的变革。     

简论和谐社会的法律与法制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方方面面都要和谐起来,自然,作为社会的调节机制的法律法制,也应与和谐社会相和谐,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本文试就和谐社会的法律与法制做一浅论。(一)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利益关系的重整,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格局,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结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又导致了阶级阶层的分化,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社会阶层,如企业家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所有者阶层,等等…     

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视角探析中华文化自信的内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最深沉的自信,中华文化自信的内蕴深厚、底气十足,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对充实中华文化自信内蕴及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其精神内核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实现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和法治建设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改革的渐进式特征—— 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根据科斯定理的内涵,制度安排如果要实现效率,就要在“局限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法制改革的 “局限条件”是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从实践出发,以凝聚社会共识、向社会亟须领域分配法律资源、稳定修宪和实验立法等路径,渐进式推进法制改革,降低法律制度变迁成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中秉持这种政治智慧: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合理配置法律资源、以进一步简政放权,统一政府经济目标和政治发展函数、以提高公民法治意识遏制机会主义并树立法治理念等,继续提高法律制度效益。     

社会变迁与美国法制现代化——简评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理论

社会不断变迁,法律欲使其保持自己的社会功用,就必须使自己与日益变化的文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在特定的国家或社群中,人们对法律的态度、理念、价值观以及法律信仰等诸多因素会构成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与这个国家或社群的历史、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他诸多著作当中展现给读者这样一幅景象:在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变迁中,政治、社会价值观和科技的发展是法律制度形成和运作的基础,而法律文化又是法律制度产生的源头。我们必须在这一特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法律视角下的道德和道德建设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高度融合到相对独立 ,再到重新融合的过程。一方面 ,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具有不同的价值定位标准。另一方面 ,道德价值又具有社会本位性 ,即以社会的总体认可和支持为前提和基础。要充分发挥道德维系伦理关系的功能 ,就要对道德进行制度化设计。适当地把道德法制化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运行中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都要求加强道德建设。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 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

该书封底介绍文字：本书以唐与清末中日法律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集中比较和探讨了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选择、继受与变通、效果与影响、成败得失的原因,以及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一般原理和特殊意义,     

创新人才的主体性与法律的激励性——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创新人才是创新型国家的第一资源,能否培养出大批的创新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培养创新人才,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不仅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还需要发挥各种制度的激励作用,特别是法律的激励性.创新人才主体性的彰显,其创新成果和利益的保护,创新积极性的激发等都需要发挥法律的激励性.在发挥法律的激励性时,要坚持激励信息有效、强度恰当、监督适当和平衡激励等原则,以充分彰显创新人才的主体性.     

法治视角下的人治:内涵界定与概念辨析

自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将先秦儒法两家关于"治人"与"治法"之争误读为现代意义的"人治"与"法治"之辩后,我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大部分学者均承袭了这一错误的思维视角。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从两种意义上对人治与法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比较分析,不仅从理论上将人治与法治予以明确界分,而且首创了将人治置于法治视野中予以审视的思维视角。当我们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真正从法治视角对人治予以解读时,即可走出传统认识误区,科学把握人治的本质及其内涵。     

新生代农民工跨地区婚姻:法律、民俗与亲情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跨地区婚姻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问题中的突出现象。那些无视农村传统习俗约束、无情撕裂亲情,但最终得以合法缔结的跨地区婚姻,其结局往往并不圆满。新生代农民工的跨地区婚姻,其幸福除了男女双方的情投意合,还取决于国家法律、地方民俗与家庭亲情三种博弈力量之间能否达成基本均衡。这种均衡对农村青年婚姻问题应当具有普遍意义。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     

道德权利与行为主体：法律权利视角下的微博实名

借由韩国网络实名制的经验,我国微博实名制的实践导向微博实名权的生长结果。网站权力与社会公民个体权利的交互关系,牵涉出可能性利益的穿插交错和多方圈层的信息流动问题。这些均基于对实名制真正含义的理解,即“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管理制度。微博实名权的相关法律技术实践,也应围绕这一基本原则借助国家立法工作对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维护和支撑来完成,同时,由言论内容管理技术和用户行为管理技术两个方面延伸微博主体的权利。     

关于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再思考--从集中和反映人民意志的视角

讨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包括政策与法律的一致性、差别性以及相互作用等问题。政策与法律的根本目的都是集中和体现人民的意志,即两者都是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的形式,这是认识它们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一种视角。正是统一于这个根本目的并以此为衡量标准,政策指导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约束政策必须合法都具有实质的正当性。但政策与法律作为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的二元渠道,又各有其特点并会产生一定差别,二者并存具有合理性,不能相互代替,却能相互补充。因此,简单地论及政策高于法律或者法律高于政策都是不科学的,只有以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为出发点和归属,才能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传统视角下士绅群体的法律人角色与民间自治——以浙江士绅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群体自觉地维护着基层政治秩序和传统文化秩序。传统的士绅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格,他们隆礼尊法、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士绅阶层借助绅权,积极参与民间基层治理,并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正是由于士绅群体的积极参与,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异常稳定。而由于士绅深谙儒礼,又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法治点缀上人性柔情的伦理色彩。     

法律与社会惯习互动下的妇女与财产--读白凯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年》

妇女与财产的关系是很值得学界重新思考的一个话题。美国学者白凯的新著《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年》以档案和判词集为资料,从法律与社会惯习两个层面,对宋至民国期间的妇女与财产关系进行了再解读。实证性的研究路子,加上新意迭出的理论诠释,使得这本书对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法与社会边际上的创新之作:迈向一种“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评王勇《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

<正>在社会转型的复杂系统中,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语词,甚至可以说是很熟悉也很时髦的字眼。局面是繁荣的、热闹的,但是,在这众声喧哗的背后却隐藏着学科界域层面的内在     

比较视角下的效能建设:绩效改进、创新与服务型政府

基于省际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本文对效能建设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创新活动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本文选取福建省等6个省(自治区)的效能建设实践进行文本分析和相似度分析,提取效能建设的共性特征,并将之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案例和发达国家行政改革实践进行比较,识别效能建设的核心要素。本文认为,效能建设的本质是一项政府绩效改进活动,其核心是政府采用和实施的一系列创新组合,其旨归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一脉相承。本文的多案例研究和理论框架为推进效能建设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初步基础,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