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类似《战国策》部分的名称问题

本文主要说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类似《战国策》部分的帛书,是西汉初期流行的苏秦书、苏秦法百家书说的部分存卷。它的名称,不该是“别本战国策”,也不能称作“战国纵横书”。理由是:帛书多处出现了“苏秦”的名字,而其史实都在苏秦身后。为此,研究了苏秦的年辈问题,考查了《战国策》的来源,探索了帛书和司马迁、刘向等著作的关系;又从帛书第二十四章和其它相同材料的对勘中获得了一些证据;最后,从服虔的话里,知道汉初苏秦纵横之风继续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还有苏秦书、苏秦法百家书说在流行。而这分帛书正好是西汉初期的埋藏品。因此,这分帛书,应该称作“汉墓苏秦法书说存卷二十七章”。     

张家山336号汉墓《朝律》的几个问题

1986年，荆州博物馆发掘了张家山336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朝律》一种。胡平生先生释读了其中若干简文，这是根据荆州博物馆陈列的照片做出的。张家山336号汉墓《朝律》对了解儒生参与汉初政治建设及汉初政治走向极有裨益。张家山336号汉墓《朝律》经历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时三十余年的变化，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密切关联，它还对了解汉初律的性质及篇目具有重要意义。     

帛书《黄帝四经》中的刑法思想

帛书《黄帝四经》中的刑法思想崔永东１９７３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在这批帛书中，有两种《老子》抄本（即甲本和乙本），在抄写乙本的那幅帛上，还抄有四种古佚书，因其在乙本之前，故称其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这四种古佚书即《经法》...     

“爵戍”考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有“爵戍”一词 ,是什么意思 ?本文为解决这个问题讨论了《二年律令》、《奏谳书》中的“爵减免赎”、“夺爵令戍”与“爵当”等语的含义 ,通过比较分析 ,从而得出在秦汉之际 ,爵级是可以用来减罪、免罪或赎罪的 ,爵戍就是用爵级来抵偿戍边惩处的结论。     

黄老思想的法哲学高度

<正>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四篇,合抄在一幅宽帛上。这四篇古佚书的篇名是:《经法》、《十六经》、《称》、《道源》,这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帛书把《黄帝四经》写在《老子》的前面,是第一次发现的黄老合卷,抄书的年代断定是在汉文帝初年。这正是西汉文景之际(前179-141)被推崇的     

汉简《奏谳书》和秦汉刑事诉讼程序初探

<正> 1983年末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掘的247号墓,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包括重要的古代法律文献。1985年第1期《文物》登载了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一文,对这批汉简作了简要的介绍。经整理小组几年来的整理,现已分两次公布了汉简中属于《奏谳书》的释文。 《奏谳书》是竹简原有的标题,共有简227支,计22件案例,有的学者指出这是一些议罪案例的汇集,案例的编排次序,大体是年代较晚的汉代案例在前,年代较早的汉代以前的案例居后。《文物》杂志1993年第8期公布了《奏谳书》释文第一部分,计有16件汉初案例,同时刊载了李学勤先生撰写的《奏谳书解说(上)》和彭浩先生撰写的《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1995年     

律师不应忽视语言文字功夫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字历经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简牍、帛书，直至今天的简化汉字，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郭店楚墓竹简》在先秦法律思想史研究上的价值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的竹简 ,经过专家的整理 ,其释文和图版结集为《郭店楚墓竹简》 ,由文物出版社在 1998年出版 ,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冒昧为文 ,对其在先秦法律思想史尤其是道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研究方面的价值略加梳理与分析。根据竹简整理小组的意见 ,郭店楚墓的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偏晚 ,而竹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关于竹简著作的学派性质 ,学者们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指出 :竹简中除《老子》、《太一生水》属道家著作外 ,其余如《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     

竹简兵书中的兵家法律思想研究

本文根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含佚文)、<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与军事有关的法令),1982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简<盖庐>等材料,分别从立法思想、犯罪防治思想与治国方略三个方面探讨了竹简兵书中的法律思想.竹简兵书论"刑"多言及"赏",视刑赏为重要的治军措施,并且进一步将刑赏提到基本的治国之道的高度来认识.在刑罚方面,主张严刑重罚,体现了一种重刑主义精神.兵书对犯罪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过分的求利之心是导致犯罪的人性根源,统治者滥施赏罚的恶政是导致犯罪的政治根源,并就此提出了预防犯罪的主张,那就是要求统治者实行法治和无为之治(法治可致无为之治)并进行道德教化.另外,竹简兵书将治国之道与自然之道密切结合起来,使其法律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色彩,这是古代兵阴阳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盗土：为的是汉墓“灵气”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因出土著名的辛追夫人长久不腐的躯体及大量珍贵的西汉精美漆器、丝织品、帛书典籍而举世闻名。但近年来，在长沙市民中暗传汉墓风水好、土壤有“灵气”的论调，一些人因此屡屡盗挖马王堆汉墓封土，拿来种菜、养花甚至腌制咸鸭蛋。因频遭取土，致使马王堆1号墓和2号墓墓顶铺设的水泥板边缘塌陷。     

道家与西汉儒法斗争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种《老子》帛书,以及附有的几种古佚书,是一个重要发现,不仅证实了西汉前期黄老之学的盛行,而且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道家思想和儒法斗争的关系,启发我们透过当时政治思想斗争的复杂现象,去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本文想就道家与西汉儒法斗争的关系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正于读者。一、从《老子》谈起《老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这本书,文字简短,内容丰富,论及政治、济经、军事、文化、伦理各个方面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谈政治,研究“人主”     

中国古代法医学初探

中国古代法医学中国是古代法医学的诞生地，已早为世界所公认。过去，一致认为中国古代法医学起自宋朝淳祐丁未年（一二四七年）宋慈所著《洗冤集录》，但被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简称秦简）所推翻了。这第一次发现的秦代竹简，对考证我国古代法医学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从简文分析，它所反映的时代是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按照它的编年纪，起自秦昭王元年（公元前三零六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二一七年）。     

帛书《易传》与帛书《德行》中的犯罪预防思想

帛书《易传》认为 ,犯罪行为是由利己心产生的贪欲引发的 ,而约束贪欲的有效途径是道德修养。另外 ,法律及制度的完善化也能对预防犯罪起重要作用。帛书《德行》也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当成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它认为 ,各种感官欲望若不能为心所役 ,则会恶性膨胀 ,干出违法败德之事来。故其特别强调“心贵” ,即应树立起道德良知的主宰地位。     

《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现了一千五百余支秦代竹简.这样大批秦简出土,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当即受到国家文物部门和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关单位迅速组织力量对它进行了科学保护和整理研究.秦简文系墨书秦隶,字迹清晰;内容大部分是商鞅变法后到秦始皇执政时期秦国的法律文书.经过整理共分十种:一、《编年记》,二、《语书》,三、《秦律》十八种,四、《效律》,五、《秦律杂抄》,六、《法律答问》,七、     

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经济立法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秦代竹简(以下简称《秦简》)，对进一步研究秦代社会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其中见于《秦简》的有名称的法律共有二十九种，关于调整经济关系的就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效律》、《传食律》、《藏律》、《牛羊课》等十余种。     

法学人物 何志鹏

何志鹏,1974年2月生,黑龙江双城人,1992年开始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获得了获得了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9年1月留校任教至今。何志鹏教授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国际法理论、人权理论和法学教育。自1998年在《法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来,至2017年10月,何志鹏已出版了《国际法哲学导论》《国际法治论》《权利基本理论》等个人专著9部,合作出版《国际法原理》《国际法的中国理论》《国际法的未来》等著作20余部,     

刑法名称的由来

谁都知道,刑法是运用刑罚惩治犯罪的法律。但若认为刑法的刑字本来是刑罚的简约;刑法的法字本来是法律的简约,便不符合历史实际。刑法这个名称,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书·刑法志》。然在当时,法既非指法律;刑亦非指刑罚。今日定名运用刑罚惩治犯罪的法律为刑法,是经过了认识上从感性到理性;生活态度上从自在到自为的漫长发展过程的。由于刑法长期记载于竹简,竹简名称就是刑法的名称。所以简册名称的探究,乃是     

秦官吏制度管窥

通过阅读《商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以下简称《秦简》)等历史资料,使我对秦的官吏制度有了深刻的印象。战国时期,群雄并立,独秦国能力挫群雄,伐灭六围,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秦的比较严格完善的官吏制度,无疑是导致秦统治者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土文献的法学价值

20世纪的出土文献令世人瞩目,相关研究成果扣人心弦。出土文献中大量的法律史料,如: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张家山出土的《汉律》、银雀山出土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与《周易》、郭店出土的儒家与道家文献以及其它古佚书,等等,使久已失传的律典及法律思想方面的文献得以重现,为改写中国法律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广阔的空间。     

《左传》现当代研究史回顾

现当代的《左传》研究仍然是从清末持续到20世纪初的经今古文之争基础上展开的,而"刘歆伪作说"的论争则是研究的核心问题。民国时期,主要以《左传》真伪问题为中心,并由此延伸到对该书的性质、作者及成书年代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建国前30年,随着经学研究的边缘化,学界逐渐展开对《左传》文史之争的讨论,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是史书。文革后,《左传》研究的核心由文史之争逐渐转变为经史之争并达到了一个高潮。1980年代以后,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新世纪以来,学术思想更加多元,研究角度愈发细腻,《左传》文学文化研究亦更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