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相对不起诉的性质与适用

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也是义务。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属于有罪认定,但只是控方为提前终止刑事诉讼的便宜行事,不具有终局裁判性质。相对不起诉在实践中适用比例偏低,是同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直接相关的。     

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从报应性正义回归到恢复性正义,对未成年人的处置要体现保护主义原则,但由于公众对相对不起诉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无非刑罚化处理方法等原因,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遭遇了困境.故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蓝本,全面认识相对不起诉的价值取向,加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并确保该不起诉裁量权被正当且有效地行使.     

附条件不起诉之三种立法路径评析——兼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附条件不起诉之立法模式

在各地试点、刑诉法修改建议稿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存在三种立法思路:重整式、阶梯式和交叉式。三种思路的主要区别在于对附条件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的关系定位有所不同。无论是阶梯式路径的接续性定位,还是交叉式路径的交叉性定位都是对二者关系的"误读"。要想理顺我国的不起诉制度的逻辑体系,应当明确"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适用范围,将其定位为检察机关享有裁量空间的总体范围,在此范围内将酌定不起诉划分为无条件的酌定不起诉和附条件的酌定不起诉,围绕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等因素为附条件的酌定不起诉设定一定的条件,作为检察官裁量时的参考标准。     

如何把握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

相对不起诉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自由裁量权,但目前有滥用现象,作者认为,必须严格把握“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并刑法有明文规定的法定条件,才能防止滥用。     

“慎诉”政策背景下相对不起诉制度完善研究

“慎诉”政策的落实主要依赖于相对不起诉制度。司法实践中相对不起诉存在适用率低、与缓刑界限不清、检察意见落实难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规定不明确、不完善。德国的停止程序制度、奥地利的起诉异议制度等域外经验可以作为修改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参考,建议通过细化相对不起诉条件、扩大撤回起诉案件范围、探索起诉异议制度、建立公安机关移送不起诉制度等措施,完善我国相对不起诉相关制度。     

暂缓起诉制度探微

暂缓起诉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与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原则是一致的,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规定又为暂缓起诉提供了法律依据。     

相对不起诉的前置程序

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适用率低,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将刑事和解机制引入构建相对不起诉前置程序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相对不起诉前置程序应包括程序的启动、程序的适用原则、程序的适用阶段与对象、程序的准备与实施内容等.     

轻罪案件适用不起诉制度研究——以醉驾案件为例

醉驾入刑已多年,虽然刑事实体法能够起到一定的规制效果,但醉驾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且实体法严厉规制方式已经产生边际效应。在醉驾案件中合理适用不起诉制度,一方面可以为解决醉驾入刑导致犯罪圈过大的问题提供相应的程序出罪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实现醉驾等轻罪案件区别于重罪案件在审前阶段的繁简分流。目前,醉驾案件还存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标准不完善,起诉裁量权适用范围狭窄,行刑衔接不畅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使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统一和完善醉驾案件中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标准,将公共利益纳入起诉合目的性的考量范围,进一步协调行刑衔接关系,并构建适用于醉驾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建立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为了适应国内犯罪情况的新变化和国际轻微犯罪处理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个案公正,我国应当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方案存在案件适用范围较窄、缺乏附加条件、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规定矛盾等缺陷。借鉴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改革探索中所取得的经验,应当完善《修正案（草案）》的有关内容,以建立符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对存疑可以不起诉的探讨

“存疑不起诉” ,是不起诉制度中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种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保障司法公正 ,有效惩治犯罪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 ,应当充分理解与其相匹配适用的法律制度、原则     

轻罪刑事政策研究

轻微犯罪日益突出,然而对轻罪犯罪主体的打击、教育与挽救的质量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这一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愈发显露,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轻罪处罚制度已十分迫切。分析我国目前轻罪刑事政策的现状,并借鉴外国相关刑事政策,提出更加适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形势的轻罪刑事政策,更好地实现刑罚对犯罪分子本人和社会上有犯罪倾向的不稳定分子的预防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几个问题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是一种保护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犯罪,其犯罪对象仅限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且在数量上不需要多人。本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就是以暴力、胁迫、欺骗、诱惑等手段实力支配未成年人。本罪是目的犯,其目的就是使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本罪只要使未成年人置于自己或者他人的实力支配之下就构成犯罪既遂,而且存在未遂的可能。本罪是继续犯,有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在本罪的罪数关系上,多数情况下是并合罪。     

刑事政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调整措施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有许多量刑从宽的规定,程序法中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其都体现了从宽处理的倾向。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等趋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一味从宽从轻,不利于对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维护。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行为及心理矫正的措施进行探讨。     

关于我省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九十年代以来,吉林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和案件数所占比重均较大,整体上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在犯罪成员的构成、犯罪意图的产生、犯罪的手段、犯罪主体的年龄、犯罪侵害的客体几个方面呈现未成年人犯罪的突出特点。不良微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     

试析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的犯罪易感质

犯罪易感质是社会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犯罪易感质的形成是决定一个常态的行为人衍变为反社会的犯罪人的关键.与普通未成年人相比,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犯罪易感质形成的可能性较大,而其特有的生活情境往往又促成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预防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犯罪易感质的形成,不仅在于控制犯罪行为,更根本的是提高未成年人适应社会的健康能力,这是预防犯罪过程中以人为本位思想的体现.     

"零容忍"警务政策与"打早打小"警务政策的比较分析

"零容忍"警务政策是从社会大众平时最为关心和感受最深的轻微违法犯罪入手,严厉打击,不让其有机会转变为重大犯罪,进而控制犯罪率."打早打小"警务政策是当犯罪行为处于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时,就及时予以打击,不让其膨胀成为影响社会治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肿瘤".使犯罪活动处于可控状态.上海公安机关实施的"打早打小"警务政策借鉴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及其战略、战术,确保了一方平安,为上海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对未成年人出罪的反思

相关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的一些轻微犯罪行为作了出罪的规定,但规定的出罪标准不同,也没有相应地规定未成年人出罪后的惩戒和教育措施,不利于司法实践和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文章就此提出了完善未成年人出罪法律制度的建议。     

质疑未成年人罚金刑之适用

司法实践中,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刑,这似乎与其普遍没有经济来源的状况相悖;理论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否适用罚金刑,如何适用罚金刑等问题,学者们也各执一词;我国现行刑法只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规定采取从宽责任原则,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对其罚金刑的适用,但仍矛盾累累。对未成年人犯罪处以罚金刑无论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还是从实现罚金刑自身目的之角度看都是不合适的。为此,现行法律应做出相应修改,以期解决实践中存在之问题。     

论虐待罪法律规制的范畴——以北京董珊珊案件为例

立法者设立虐待罪是为了加强对家庭内弱势群体人身的特殊保护,将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不符合其他犯罪而又长期存在的轻微伤害行为用法律加以规制,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等罪是位阶的关系,对董珊珊被殴打致死的恶性故意伤害案件,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     

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设置的反思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共同构成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的刑网体系,但是在法定刑设置上,对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与上述两罪并不协调,也存在漏洞;罚金和拘役功能相同,并处罚金不能实现特殊预防,应增加1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轻微危险驾驶肇事行为的刑罚配置,同时就危险驾驶的结果加重犯单独作出规定,以便与相关条文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