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预设对中西宪政制度安排的影响及其启示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宪政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分析中西“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对各自制度安排的影响,并在比较中寻找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思想的有益结合,将有助于我国的宪政制度安排和宪政建设。     

试析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主要具有三重意蕴:其一是属人性,就是指它不仅是一种人创造并一直从事的活动,而且在实质上直接就是一种人的活动;其二是文化性,就是指它不仅是对一种特殊文化的传播,而且还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为载体;其三是化人性,就是指它不仅是一种将社会规范与道德伦理内化至个体心理层面的机制,而且还能够推进人的文化生成。借由对思想政治教育属人性、文化性以及化人性的大力推进,其人文性必将得以极大彰显。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我国传统行政文化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以义统利,并辅之以德、礼的内控机制和外控手段,形成了我国传统行政的软管理和伦理性特征。     

论当代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

法治伦理是从法治本质出发,由法治化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形态,即中西治理文化的结合、时代和传统融合、民族性和全球性统一。法治伦理的形态蕴含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特质,即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和德教。当代中国法治伦理蕴含的四个特质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构筑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灵魂,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同时也是法治实践的行动方向、法治实践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始终踏踏实实地坚持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及德教的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以此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先秦礼俗与古希腊礼俗之比较

无论是中国的先秦时期,还是西方的古希腊时期,礼俗在中西道德伦理生活中皆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酝酿出不一样的礼俗: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内敛的、谦虚的,从而更注重渗透在礼俗中的文化内涵;而古希腊则无拘无束,纵情喧嚣,其礼俗多为一些具体的外在形式;与古希腊礼俗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不同,中国先秦时期的礼俗则有更多的政治意蕴。中西礼俗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方生活方式及文明走向的差异。因此,比较先秦和古希腊礼俗文化,对于我们探索中西礼俗的渊源、发展和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     

“仁之德”与“道之德”:先秦两种德性思想之比较

孔子和老子分别开创了儒、道德性思想先河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仁之德"和"道之德"为其特色的孔、老德性观,不仅代表了中国德性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趋势,而且在彼此融摄中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传统与主干。新形势下,认真解读两种德性观的内涵,在思想"原点"的比较中探索它们在核心概念、主体价值取向和德性养成路径上的差异性,传承和弘扬以"社会伦理"见长的孔子德性观和以"自然伦理"见长的老子德性观,无论对于当代社会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乃至两种文明的和谐与进步,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三重向度——以马克思主义﹑儒家与基督教为视角北大核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一方面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悠久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生生不已的源头活水,并理性辩证地吸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古鉴今,融会中西。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从这两个维度上深层推进,提炼精髓,方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三重向度——以马克思主义﹑儒家与基督教为视角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一方面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悠久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生生不已的源头活水,并理性辩证地吸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古鉴今,融会中西。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从这两个维度上深层推进,提炼精髓,方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中西诚信伦理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诚信伦理重内在德性和自律,西方诚信伦理重外在利益和法制,中西诚信伦理有同有异,各有优劣。在建设诚信社会的过程中,应将中国重德性、自律的诚信与西方社会有完备的法律规范和机制约束的诚信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诚信伦理和诚信体系。     

王阳明廉政思想的主旨、局限性及当代借鉴

王阳明在传统社会享有极高声誉,其廉政思想的主旨是致良知以安百姓,包括明明德以安民、致良知以灭欲、知行合一以为政等方面。从王阳明廉政思想可以管窥整个传统文化崇尚圣人之治的缺陷,即内圣外王的虚幻、存理灭欲的偏颇、德主刑辅的局限。不过王阳明廉政思想也有积极的当代借鉴意义,其主要表现:要以现代法治实现对圣人之治的超越,并在法治基础上注重德法兼治,重视德治的价值优势和治理效能,保持“法”与“德”的张力和秩序。     

论舜文化在曾国藩伦理思想中的投影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框架，经儒家的传承，影响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曾国藩，清末理学大师，深谙传统文化。事实上，舜文化中的家庭伦理、立德诚信、政治伦理无不在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上得已体现。可以说，曾国藩的伦理思想是舜文化在他身上的投影。     

论我国孝文化的伦理维度

孝作为伦理规范,最能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我国孝文化是一个由孝道、孝德、孝心、孝行四维组合起来的有机体系。孝道顺人之性,即顺天地之性,是人们必须遵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孝德是孝道的内化及形成的个体品质。孝心是对孝道的认识和感悟而形成的道德心理,孝行是一种遵行和践履孝道的道德行为选择和实践。孝以道始,以心显,以行贯,以德成。尊孝道、贯孝德、崇孝心、尚孝行是我国孝文化的基本规律和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     

自由与善——康德与孟子人性思想及其实现路径的比较

康德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主观选择与道德法则之关联来展开人性的探讨,但这一关联仅揭示了人性的形式层面,要想求得人性之整体还需要把质料层面纳入进来,这就从人学走向了神学。这是外在超出的思路。孟子也以人为出发点,但人内在地包含天道,人只需"反身而诚",求其本心即可,因为反观本心即可达至吾心即是宇宙、万物与我一体的境地。与康德不同,这一逻辑的展开是内在超越的思路。探讨康德与孟子的人性思想,以此揭示两种不同的哲学实现路径,有助于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对中西哲学进行合理的定位。     

中国儒家思想对新文化观构建的启示

中国哲学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中,是中国人民的文化根基,通过对比中西哲学中中国哲学的特点与思维方式,以儒家哲学和文化为主,从物我合一的思想出发,在中国政治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中,阐明中国哲学之本来意蕴,以期找到新时代发扬中国哲学的三种方式方法。     

论习近平德育思想的内核

习近平德育思想的内核是对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和伦理规范的积极思考,也是对当代国家和人民现状的积极理解,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想的丰富和坚持。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德育思想与国外近现代德育成果。其主要内容是:以德兴国是国家治理的根本道德原则;立德树人是道德教育的根本标准;德育为先是人全面发展教育的根本理念。研究习近平德育思想内核,有利于国民道德品质的完善、文化建设根基的夯实、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从思想政治工作到行政文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与转型

传统思政工作确是需要转型，但是向什么方向转型、如何转型却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课题。从理论上说，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属于政治伦理建设的范畴。在新时期，随着现实基础的变化，思想政治建设应重新塑造，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在新时期，行政文化建设作为行政伦理的核心，     

礼义廉耻及其当代教育探析

礼义廉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的伦理纲目。作为“四纲”，承担着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历史责任；作为“四德”，担当起人性复归、道德修复、风气完善的社会使命。历史证明，国运兴衰、道德有无皆由之，因此，提倡礼义廉耻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党与政府的形象尤为重要。     

制度与德性:公共行政伦理的二重维度考察

在公共行政的视阈下,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在人性假定、伦理支点、认知理论、伦理定位、理论品格和提升手段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理论分殊,同时又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为此,实现公共行政伦理目标,应寻求德性培育与制度安排契合之路径。     

对我国当前行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我国当前行政文化继承和借鉴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国外行政文化的优秀成果 ,形成了以“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重科学、为人民服务”为特色的行政文化。但同时又存在一些落后的行政思想和行政观念 ,我们必须清除这些落后的行政思想观念 ,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相结合的行政文化建设     

《太平经》的官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教经典《太平经》蕴含丰富的官德思想,彰显“省欲去奢”、“柔弱不争”的为君之德,以及“忠诚”、“劝谏”的为臣之德.在政治主体美德、政治行为的道德调控、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等方面, 《大平经》官德思想对于现代政治伦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