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刑事证据保全是一种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由法官对此申请进行裁断的具有司法性质的行为,它对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查明案件事实、推进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从程序正义、诉讼结构、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等角度出发,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刑事在线诉讼中有效辩护的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庭审场域的变化不应伴随着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诉讼权利的减损。在呼吁司法积极拥抱现代科技的同时，应当警惕刑事在线诉讼在技术、能力和程序三方面给有效辩护带来的风险，具体表现为调查取证权、法庭质证权等辩护权利流于形式和辩方内部沟通及信任关系濒临解体等。当前，增强辩护力量，实现控辩平等对抗是应对这一风险和挑战的应有之义，因此应以完善技术配套保障为前提，充分保障律师取证能力和质证能力，加强辩方内部有效沟通和对话，重构有效辩护形式或手段，不断调适其与在线诉讼发展之间的矛盾，助力刑事在线诉讼的常态化运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以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为切入点

2018年10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目前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的自愿性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导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效果。认罪认罚被追诉人自愿性的实体判断标准应当结合主客观方面,实践中自愿性的阻碍因素主要在于沉默权制度、证据公开制度和律师辩护制度等自愿性保障制度的缺失及不健全,以及撤回权、程序回转机制等被追诉人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当前,在制度保障层面,应当明确被追诉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知悉权,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在权利救济层面,应当赋予被追诉人撤回权,建立程序回转机制,以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权的反思与重构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权是其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应有之义,是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减少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有效举措。但是,由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撤回权规制不完善,导致撤回权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主体不确定、撤回理由审查标准不清晰以及撤回后有罪供述能够继续使用等问题。对此,在全面分析现有制度基础上从撤回主体、权利限制、程序转换、撤回认罪认罚后的证据问题四个方面重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撤回权,对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被追诉人对诉讼结果的认同感及有效解决其滥用上诉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研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评析

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是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关键时期,此期间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有利于构造合理的诉讼结构,促进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从而更好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基于会见权特别是侦查期间的会见权对于被追诉人如此独特的价值,会见权可谓是整个刑事辩护的基点。然而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们有必要在立法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以期真正解决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难的问题。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程序性辩护

程序性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个方面，在国外受到很大的重视。它不仅有利于制约公安司法机关的非法诉讼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对保护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现实是，程序性辩护不但在我国立法中规定不尽完善，而且在司法中几乎没有被真正适用，所以亟需进行相关的制度性建设和具体的实践。     

通用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司法：逻辑与规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智慧司法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广泛应用虽然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赋能,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保障人民权益是司法的根本目的,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司法的逻辑必须坚持人民权利的司法保护,这就需要从人民的智能诉求、公正的智力要求、治理的智治需求等方面入手,分析赋能可能面临的风险与障碍。在权利保护语境下,数字主权安全与私权保护的双核心地位应得到突出。同时,社会价值合理呈现下司法工作机制与包容性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也是必要的。随着“当事人中心”的走向、上下联动与观念创新等规制路径的探索和实践,智慧司法建设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浅析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

诉讼权利是涉案主体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法定权利 ,诉讼权利的享有者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核心要求。在我国 ,诉讼主体诉讼权利的内容尚需进一步扩展 ,司法实践中限制和剥夺诉讼主体诉讼权利的现象广泛存在 ,必须予以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的关键是司法权力的正当行使和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     

捕诉一体视域下审查批捕权的异化与回归

理论界对于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权性质异化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即便是在捕诉一体化改革之后。批捕权作为启动最严厉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其根本目标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客观价值旨在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本质属性是对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权的监督。在捕诉一体化视域下,审查批捕权性质存在诸多异化风险:其被动中立性受到质疑、其程序保障异化为事实审查、其存在异化为"预审"制度的风险。对此,应当从构建审查批捕听证制度,实现事实定性与法律裁决分离,完善被追诉人救济机制,细化司法责任制,严格坚持审查批捕证据标准等方面入手,以期实现审查批捕权性质的回归。     

算法裁判的理论建构及路径选择——基于若干人工智能实验的启示

智能裁判是智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人工智能是否适用于司法裁判以及能否进一步强化公平正义,还存在强化说与弱化说二种学说。为了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裁判的困境根源及应对策略,实验团组进行了系列人工智能应用于证据审查、法律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的试验,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智能裁判的理论体系,包括计算正义理论、机器裁判权理论和算法可辩论理论;其中,计算正义理论强调算法对于推动司法裁判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机器裁判权理论则强调以法官为主导、以机器为辅助的裁判格局,算法可辩论理论则强调算法的可辩论性为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有效保障。以智能裁判理论为基础,寻求裁判未来发展的路径：从裁判数字化向裁判智能化转变系总体方向;寻找法官与算法模型的黄金分割点,实现人工智能精准应用系核心所在;构建AI裁判模型算法审查制度则成为智能裁判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     

民事诉讼释明权的规范和完善

民事诉讼释明权弥补了当事人在举证和质证过程中存在的竞技能力上的不足,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处分原则与司法干预的平衡,有利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释明权行使主体、时间、内容、方式、法律效力及不当释明法律后果的具体完善是释明权制度发挥实效的保障。     

失衡与协调：涉法信访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作为权利救济的两种方式,信访和行政诉讼制度都具有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功能和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功能.当公民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一些人热衷于通过信访这一"人治"途径而冷落诉讼这一"法治"手段寻求权利救济,造成二者发展的失衡及司法资源的浪费.从公民热"访"冷"诉"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可以看出,应完善现有的信访和行政诉讼制度,以期合理配置司法和行政资源,使二者协调发展.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辩护——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程序性辩护是辩护方行使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直接目的是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从而使违法者遭受某种程度的惩罚和制裁,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大有可为。     

民事诉讼释明权的规范和完善

民事诉讼释明权弥补了当事人在举证和质证过程中存在的竞技能力上的不足,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处分原则与司法干预的平衡,有利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释明权行使主体、时间、内容、方式、法律效力及不当释明法律后果的具体完善是释明权制度发挥实效的保障.     

民事诉讼释明权的规范和完善

民事诉讼释明权弥补了当事人在举证和质证过程中存在的竞技能力上的不足，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处分原则与司法干预的平衡，有利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释明权行使主体、时间、内容、方式、法律效力及不当释明法律后果的具体完善是释明权制度发挥实效的保障。     

普通程序简化审改革思路检视

普通程序简化审以提高诉讼效率为技术性目的。然而,诉讼程序的简化往往导致案件真相发现能力削弱、诉讼权利总量绝对减损与被告人自愿性和理智性难以有效保障等弊端。在中国现实中,"权力型诉讼经济"效率提高的收益并不明显高于个人权利放弃的代价,因此,应以"权利型诉讼经济"模式为目标来重构刑事简易程序。     

公务员的身份保障权及其司法救济

公务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这是公务员身份保障权的基本内容。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在内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在我国,公务员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人事处理不服,只能申请复核、提出申诉和再申诉,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这样的制度设计既不利于公务员权利的保障,也违反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因此,必须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把涉及公务员身份关系和重大财产关系的内部行政行为有条件地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电脑族”的放松操

公民的环境权一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公民有在良好、适宜、健康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这是保障公民身体健康的首要条件，也是公民环境权内容的基本组成部分。具体包括：(1)宁静权，指公民有不受噪声、振动、污染的权利；(2)日照权，指公民有享受阳光照射不被阻挡的权利；(3)通风权，指公民有享受周围环境良好通风条件的权利；     

生存权和发展权视角下农民工权利保护机制探究

我国农民工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农民工的生存权主要包括生命权、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农民工的发展权主要包括受教育权、参与权和公平分享发展成果权。分析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机制,如农民工权利的利益表达机制、社会救助机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法律机制、政府的行政保护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探讨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路径选择,以向决策层提供建言。     

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可解释性及其路径研究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获得诸多应用。智能司法应用通常具有的不可解释性存在过程审查无法进行、加剧算法歧视等内部隐忧,以及司法系统内部关联断裂的外部风险,因而遭遇诸多质疑。究其根本,算法技术的内在机理以及法律与技术的职业障碍、智慧司法的技术瓶颈是人工智能司法决策可解释性缺失的缘由。随着世界范围内智能司法可解释性相关制度文件的出台,以及算法可解释性与准确性可兼容并存的认知革新,人工智能司法决策的解释路径与透明化势在必行。提高技术应用深度、借鉴已有的技术解释路径针对性研发智慧司法应用的解释方法,能够促进人工智能司法决策可解释性的有效提升,助力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