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界限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是在各自独立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二者在免责根据、成立要件上都有所不同。在对无责任能力人防卫和对第三者防卫的场合,首先要从正当防卫是“正对不正”,而紧急避险是“正对正”的结构差别出发,划分其界限;其次,还要从客观地理解不法侵害的立场出发,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出发,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进行辨析。     

论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

行政紧急权也称行政应急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政府在行使行政紧急权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因此,应将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作为行政紧急权行使必须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对其予以规制。     

关于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相区别的几个特殊问题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区分,如对避险行为、动物或无责任能力人的侵袭实行的必要反击;在迫不得已时,防卫行为对第三者的权益造成的损害,这是正当防卫还是紧急避险?本文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     

论紧急救治权与医疗欠费的矛盾及其对策

紧急救治权是我国卫生法规定的公民在患病急危时，有得到医师紧急抢救的权利。而在当前却存在日益增多的急诊欠费与紧急救治权之间发生矛盾的案例，严重妨害了患者的紧急救治权。如果仅依靠追究医师的法律责任来解决该矛盾，只是治表之策，而建立急诊欠费的补偿机制才是根本对策。因此，应当通过社会建立急诊“绿色通道”会员制度，医院共同参与建立“医疗欠费共担基金”，政府建立紧急救治欠费补偿基金，聘请律师对恶意欠费依法追缴等对策保障患者紧急救治权。     

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探析

行政机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行使紧急权是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内涵,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思维有助于真正实现紧急权的价值功能,有助于约束紧急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在紧急权行使中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在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公民权利时,应综合运用紧急性思维、必要性思维、平等思维、核心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思维、信息公开思维等进行分析判断.因此,完善紧急状态法制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加强对应急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论美国的警察紧急权理论

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从汶川地震看宪法上的国家紧急权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完善了我国国家紧急权的宪法规范,但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紧急权的规定和参照四川汶川大地震应急预案的启动,我国宪法上的国家紧急权仍存在实体条件规范、程序条件规范、限制规范和监督规范缺失的不足.需要在宪法中增加判断是否应进入紧急状态的最基本条件,完善国家紧急权表决、宣布等程序,并明确国家紧急权的使用必须遵循基本人权不得克减和比例的原则,将行使国家紧急权串先、事中和事后的行为都置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之下.     

紧急避险的体系再定位研究

无论是功利主义思想还是社会连带主义,均无法合理地说明紧急避险的正当性基础。功利主义漠视个人的主体价值,社会连带思想无法清楚切割道德义务与法义务,二者均无法整合在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宗旨的刑法秩序中。攻击性紧急避险不应当定位在阻却违法性阶层,而应视具体情境审查是否具有成立宽恕(减免)罪责的可能,这与我国《刑法》第21条的规定并不矛盾。将攻击性紧急避险定位于罪责阶层的实益在于:受法益侵害的无辜第三人没有必须消极忍受被攻击的义务,而是可以对紧急避险者进行正当防卫;唆使或帮助他人实施紧急避险属于参与他人的不法行为,恶意唆使与帮助者具有可罚性;避险者必须对于由避险行为引起的被避险者的法益危险及时进行救助,否则要承担不作为的责任。     

浅析酌分遗产权若干问题

我国《继承法》规定了接受扶养人和扶养人都享有酌分遗产权,这两类人享有酌分遗产权的法理基础并不一致。法定继承人可以成为酌分遗产权的权利主体,肯定法定继承人也享有酌定请求权可以缓和严格遵照继承顺位的消极作用。     

论行政紧急权的法律规制

2002年的"非典"开始,直至2008年的雪灾、四川地震等突发事件的爆发,都在考验政府应急权力的运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发生紧急状态时,政府行使行政紧急权的有效、合理、正当具有极大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行政紧急权在特殊环境下被运用,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便宜行事",也可能被滥用而损害人权和其他公权力,由于其具有双面性的特点,故必须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本文从行政紧急权的权力特征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几点思考。     

论国家紧急权的概念和运行——从比较宪法的视角分析

各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紧急权在行使主体、发动程序、权限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经历了＂非典＂、汶川大地震、甲型H1N1流感等各种紧急事件后,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紧急权相关内容是否能够正确引导人民对抗当前出现的和未来将要出现的紧急事件,成为学者们思考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于各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紧急权内容进行比较,归纳国家紧急权之概念,阐述国家紧急权之运行,提出对于宪法有关国家紧急权内容的相关见解。     

论警察的社区照管紧急权——以美国法为范例的考察

警察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可以行使紧急权力。以美国法为范例,介绍了美国法院有关执法紧急权和社区照管紧急权的相关规定,考察了警察社区照管紧急权法律界定及运作原则。     

关于私权类型体系的思考——从形成权的发现出发

形成权的发现揭示了法律关系得作为权利指向的对象,扩展了法律上之力的外延。作为私权类型的形成权被发现,提出了一个关于私权类型之体系建构是否科学的问题。考察当前关于私权划分的论述,可发现权利类型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尚未得到充分阐明。文中认为,分类必须相称、分类根据必须同一以及权利类型必须互相排斥乃是权利类型体系建构的三项基本原则。据此分析现有的权利类型划分,则可发现其明显的逻辑缺陷,故须重新对既有的权利类型体系进行思考。     

正当防卫中的“误判特权”及其边界

我国的正当防卫研究亟需改变重要件内容、轻判断标准的现状。根据赋权事由与免责事由的区分,正当防卫客观要件判断标准的争议焦点在于,在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肯定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仍享有以受损者的忍受义务为特征的侵入权利。正当防卫误判特权的边界,应当根据归责原理来加以划定:首先,当行为人对侵害的存否发生误判时,由于受损方并未通过任何违法行为制造利益冲突,故应坚持事后的判断标准,否定行为人享有误判特权。其次,当行为人对侵害的严重程度和是否仍在持续发生误判时,由于利益冲突的出现可归责与受损方,故应当采取防卫人个人化的事前标准,在合理误判的范围内承认防卫人享有误判特权。     

论婚姻家庭住房权的优先保护

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在我国不仅具有法理基础,而且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从域外立法例看,一些国家已经有对婚姻家庭住房权有优先保护的立法内容。基于我国现实国情,宜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建立婚姻家庭住房权优先保护制度,以彰显我国宪法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基本理念,实现法律对婚姻家庭当事人基本人权的保障。     

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法理体系经历了“三破三立”的新旧体系演进过程。第一次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性质的法理体系的解体和近代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理体系的建立;第二次是“旧法体系”在中国大陆的彻底摧毁与维辛斯基法理体系的确立和极端化;第三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模式的被突破与中国特色法理体系的初步形成。通过对一百多年来法理体系变迁的回顾,可以从中得出不少启示：一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二是必须注重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批判继承;三是应该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四是要继续为法理研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争鸣环境。